我们正要把拖绳抛给拖轮，突然间，我们漂到了拖轮高耸的船尾底下，木筏处境危险，水的压力要把它冲压到船尾下。我们赶紧把手里的东西都扔了，拿起竹篙和木桨，想撑开去。但是我们的位置总不对，因为当我们在浪谷①的时候，我们碰不到上面的铁顶；而当浪再涌起的时候，“江防号”的整个船尾便坠入水中，如果海水的吸力把我们吸到船尾下面，那一定把我们都砸扁了。拖轮甲板上的人在奔跑叫喊。到后来，总算推进机在我们旁边转动了，在最后的一瞬间，总算帮着把我们从“江防号”船底下的倒流中救出来了。木筏曾猛撞了几下，捆扎的地方有些撞弯，但是这点毛病后来渐渐自动消失了。
“一件事情开始时这样倒霉，结局一定会好的，”赫曼说道，“如果这样一直不停拖下去的话，那准会把木筏撞得粉碎。”
拖轮整夜缓缓拖着，只出了一两次小毛病。游艇早就向我们告别了，从筏尾望去，岸上最后一点灯光不见了。黑暗之中，只有几只轮船上的灯光在我们面前经过。我们轮班值夜，看看拖索，每人都睡了一会儿好觉。第二天破晓，秘鲁沿海起了浓雾，而在我们前面西边，蓝天晴明。海浪长长地、静静地带着白色的小浪峰，翻滚而来。我们接触到的衣服、木料和各种东西，都被雾水浸湿了。天气很凉，在这南纬12°的地方，我们周围的海水却冷得出奇。
我们在亨伯特水流中了。这水流从南极带着冰冷的巨流，向北沿着秘鲁海岸而来，转而向西，就在赤道之下奔淌，横贯大海。毕萨洛、扎拉德和其他早期的西班牙人，就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印加印第安人挂着帆的大木筏。印第安人乘这种木筏，出海五六十海里，就在这亨伯特水流中捕捉鲔鱼和海豚。白天，这里整天有从岸上吹来的风；但是一到晚上，就是远在这里，也有向岸上吹去的风，可以帮着想回去的木筏漂回家去。
晨光熹微之中，我们看见拖轮就靠在近旁，我们小心又小心，把木筏泊在离开船头远些的地方，然后把我们那小小的、打足气的橡皮艇放下水。小艇在水上像一只足球。艾立克、班德和我上了艇，摇到“江防号”，抓住绳梯爬上船。我们由班德当翻译，在海图上找出我们所在的正确位置。我们是在卡亚俄西北方向，离岸有五十海里。以后头几个晚上要点灯，免得被沿海船只撞沉。再出海去，我们便一只船也碰不上了，因为在太平洋上的这一部分，是没有航线经过的。
我们在船上向全体人员郑重道别。许多人很不自然地看着我们爬进小艇，在波浪上颠抛着回到“康提基”。于是拖绳解开了，木筏又自顾自了。“江防号”上的三十五个人站在栏杆旁边挥手，一直挥到我们看不见他们为止。“康提基”的六个人坐在箱子上，一直望着拖轮，望到望不见为止。后来拖轮的黑烟散了，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才自己摇摇头，彼此对望。
“再见，再见，”陶斯坦说道，“小伙子们，现在该我们升火待发了！”
我们听了都笑，先看看风势。这时风小，从南风转成东南风。我们扯起带着大方帆的竹桁。帆懒洋洋地挂着，使得康提基的脸起皱纹，不满意的样子。
“这老人不高兴哩，”艾立克说道，“在他年轻的时候，风要更带劲些。”
“看上去我们在打败仗。”赫曼说道，说时，他扔了一小片筏木到筏头边的水里。
“一，二，三……三十九，四十，四十一。”
这片筏木还是静静地浮在木筏旁边的水里，还没有漂到木筏的半中央哩。
“我们还得再扔一次。”陶斯坦乐观地说道。
“希望我们不随着晚风向回漂，”班德说道，“在卡亚俄说再见很有趣，可是我不想很快回去又受他们欢迎。”
这时木片漂到了筏尾。我们高声欢呼，动起手来，把最后一刻乱扔上木筏的东西都收藏好、捆扎好。班德在一口空箱的底层安置了小火炉，不久我们便以热可可和饼干款待自己，又在新鲜的椰子上凿洞喝椰汁。香蕉这时还不很熟。
“从一方面说来，我们现在过得很好。”艾立克笑着说。他穿着一条大羊皮裤子，戴一顶印第安大帽子，肩头上站着鹦鹉，在筏上晃来晃去。“只有一样事情我不喜欢，”他继续说道，“那就是这许多大家不很知道的横流，如果我们继续像这样躺在这里的话，这些横流能把我们冲到礁石上去。”
我们考虑了用桨划行的可能性，结果是大家同意等候风起。风来了，悄悄地、无间断地从东南方吹来。帆便鼓起来了，向前凸出，像是一个挺起的胸脯，康提基的头显得威风凛凛。“康提基”开始动了。我们向西欢呼，扯起了帆索。橹放到水里，轮流值班制开始执行了。我们把纸团和木片扔到筏头旁边的水里，然后站在筏尾看着手表。
“一，二，三……十八，十九—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