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他就是总统，赶紧毕恭毕敬的。可是不是。这位穿着金边制服的人让我在一把直背的古董椅子上坐下，自己走了。我挨着椅边坐了不到一分钟，又有一扇门开了，一位侍役躬身请我走进一间宽大涂金的厅堂，家具都是涂金的，全厅装设得十分华丽。那侍役顷刻不见了，我单独坐在一张古董沙发上，望过去有一连串空着的房间，房间都开着。四周很静，我能听到隔开几个房间有人轻轻咳嗽。跟着传来脚步声。我跳起身来，迟疑不决地迎接一位穿制服的、模样堂皇的人。可是不对，这人也不是他。但是我勉强听懂了他的话，总统先此问候，和部长们的会议很快结束，就可以接见了。
十分钟之后，又一片脚步声打破了沉寂，这一次是一个穿金边衣服、挂肩章的人进来了。我赶紧从沙发上跳起来深深鞠躬。这个人躬鞠得更深，领我穿过几间房，上了一道铺着厚地毯的楼梯。然后他让我进了一间极小的房间，里面只有一把皮椅和一张沙发。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身材小小的人进来了，我正等着听凭吩咐，等他带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他不带我到什么地方，只是和蔼地问候我，人还站在那里。他便是李维洛总统。
总统的英语比我的西班牙语好一些，因此在我们彼此致候，他用手势请我坐下后，我们的共同语言便完了。手势、姿态是很能表达意思的，但是要用来获得批准，准予在秘鲁海军军港中造木筏，便不够用了。我惟一注意到的是，总统不懂我说的是什么。他自己对这一点掌握得更清楚，因为过了一会他就走了，把空军部长带了来。空军部长里维莱陀将军体魄健强，穿一身空军制服。他说一口带美国口音的极好的英语。
我为这点误会道歉，我说我要求得到批准的不是使用飞机场而是使用海军军港。这位将军大笑，解释说他被找来，只是当翻译。我的理论被一点一点地译给总统听，他听得很仔细，并不时通过里维莱陀将军提出尖锐问题。到最后他说道：
“如果有可能证明太平洋群岛最初是被从秘鲁去的人发现的，那秘鲁对这次远航有兴趣。如果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告诉我们。”
我要求：在海军军港区的围墙内有一处给我们造木筏的地方，能取得海军工厂的帮助，将来运到秘鲁的配备和各种东西能有地方存贮；使用旱船坞，请海军人员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启程时有一只船把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求什么？”总统急切地问道，问得连我都听懂了。
“没有什么。”里维莱陀答道，一边答一边看着我，眼睛一闪。总统满意，点头表示许可。
在散会前，里维莱陀答应：外交部长将接到总统亲自下的命令，海军部长将得令，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都尽力帮助。
“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将军说道，说时一边笑着，一边摇头。副官进来了，带我出去交给一个在那里等候的通讯员。
这一天的利马报纸上登了一段消息，说有挪威人将从秘鲁启程，坐木筏远航。同时报上登载：有一支瑞典人和芬兰人组织的科学考察队，已经完成了对亚马孙河①流域热带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亚马孙河考察队的两名队员，乘独木艇溯江而上到了秘鲁，刚抵利马。其中一人是班德但尼孙，是阿伯赛拉大学的。他现在打算去研究秘鲁山区的印第安人。
我把这段新闻剪下来，正坐在旅馆里，写信给赫曼，告诉他造木筏的地方，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进门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被太阳晒黑了的人，一身热带装束；他把白色遮阳帽拿下来，看去好像是他那一把火焰似的赤色胡须把他的脸烧红了，把他的头发烤得没剩几根。这人是从野外来的，但是他的位置显然是在讲堂里。
“班德但尼孙。”我想道。
“班德但尼孙。”这人自我介绍道。
“他听到木筏的消息了。”我想着，请他坐下。
“我刚听到那木筏计划。”这位瑞典人说道。
“现在他要驳斥我的理论了，因为他是一个人种学专家。”我想道。
“现在我是来请问，我能否和你们一起上木筏，”这位瑞典人温和地说道，“我对移居的理论有兴趣。”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刚从热带森林深处钻出来，其他一无所知。但是如果一个孤零零的瑞典人，有胆量和五个挪威人乘木筏航行，那他不可能是一个经不起风浪的人。就是他那把大胡子，也不能掩藏他的温和性情和愉快幽默。
班德成为木筏上的第六人，因为这位置一直空着。他是我们之中惟一能说西班牙话的人。
几天以后，当客机载着我沿海岸北飞时，我带着虔敬的心意，低头再看底下茫无涯岸的蓝海。这海，好像是在苍天之下吊挂着、自由浮动着。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在底下，像微生物那样聚在一小点上，小点漂在这样大的水面上，水面之大，像是把整条西方地平线都淹没了。我们都成了孤寂世界的一部分，各人之间相去不过几步路。无论如何，暂时间我们转身余地总是有的。赫曼在赤道国等木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乘飞机刚到纽约。艾立克海赛堡正由奥斯陆坐船到巴拿马去。我自己是坐飞机去华盛顿。班德在利马的旅馆准备动身，等候和其他的人见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