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成吉思汗诞辰庆典办得极为成功，大获好评，面对预计在六个星期后登场的蒙古国庆日——那达慕（Naadam），主办单位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修改了原先的设计，像是大规模的儿童体操、阅兵、冗长八股的党政要员讲话等传统开场活动，全都束之高阁，红旗被收得一干二净，几乎找不到。在共产党当家的时候，举行那达慕的场地——国家体育场的正中央，就是一面飘荡的红色大旗。在巴雅尔的打点下，我以蒙古电视电影厂的贵宾身份出席这次活动。我发现原先该放红旗的地方，竖起一面由九只白牦牛尾巴图案组成的大纛，这是成吉思汗的军旗。只有“金顶王帐”的成员才有资格竖起九尾大纛，看到了这个标志，就知道是成吉思汗亲临，或是他的后裔在此。在这样隆重的庆典里，军队还是不可或缺的要角，但是，这次他们不是身着卡其制服踢正步，而是换上成吉思汗时代的军装，骑马出场。他们的坐骑踩在破旧的操场跑道上，颠簸得有些不自然，几个身穿古装的士兵，看得出来浑身别扭，但满场如雷的掌声，却表达了观众由衷的赞许。说实话，在这喧嚣欢乐的当口，根本不必动用扩音系统，播放我们在不儿罕山顶听到的欢呼声：“万岁！万岁！”然而旧官僚的传统，就是很难连根拔除。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按照蒙古渊远流长的传统举办这个聚会。盛夏时节，蒙古人经常骑马长途跋涉个几百英里，到预定地点聚会赶集，跟许久不见的朋友聊聊天，使出浑身解数，参加“男儿竞技”：射箭、摔跤、骑马。蒙古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一年一度的那达慕是蒙古族的大事。另一个重要的集会是“库毕尔台”，一种从部落聚会演进过来的族长会议。卡庇尼之流的中古旅者都亲眼目睹过这种盛会。各族族长在“库毕尔台”中，排难解纷、议定法律、选举大汗。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纵横欧亚，不可一世的时候，“库毕尔台”称得上是世界领袖会议。有一次“库毕尔台”甚至还让西欧免于一劫。1241年12月，势如破竹的蒙古铁骑正打算攻占欧洲，斥候已经到了维也纳外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五千六百英里外的蒙古举行“库毕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大汗崩逝，亟需推举新大汗，继续高举金顶王帐的九尾大纛。在前方征战的蒙古将领，只好放弃进攻西欧的计划，撤兵东返，争夺王位，政治阴谋和内讧随后上演，使得蒙古一时无暇西顾。
现代的那达慕，还有一点部落聚会的余韵，依旧壮观。这种那达慕大会在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但是乌兰巴托郊区的中央那达慕，却夺尽了各地那达慕的光彩。许多人不惜骑几个星期的马来参加。也有人搭着破旧的卡车，一路晃到乌兰巴托。更有少数人干脆让骆驼拖辆小车，装上全部的家当、食物，在首都近郊玩上一个礼拜。旅客从各地涌至，于是蒙古包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每一天，都能见到新的蒙古包。每个蒙古包前面都有两根柱子，中间悬了根绳子，看起来好像是晾衣绳，其实是让访客系马用的，系上十来匹马没有问题。袅袅的炊烟从帐棚屋顶的烟囱窜出来。马蹄翻腾，尘土飞扬。很快地，微呈褐色的夜幕，就遮住了荒芜的平原，骑马的、走路的人，在蒙古包中穿梭，呼朋引伴，运动暖身，夸耀坐骑，要不，就是随意闲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朋友又来了，打听打听新鲜事。
尽管名称叫做“男儿竞技”，但女人也可以参加其中的两项：女子射箭与赛马。只有摔跤是男人的专利，不过历史上，有个很出名的例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一个豪勇无敌的蒙古奇女子。她是一个大汗的女儿，靠着精湛的摔跤技术，名扬大漠，赚进大笔财富。许多不服气来挑战的大男人，没有不败在她手下的，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洋洋得意。被打败的人，还得交出一部分牲口，作为彩金，这个大汗女儿单靠摔跤，就赢了一万多匹骏马。但是，这个公主却也因此独守空闺。有一天，一个很匹配的年轻人上门求亲，大汗要他的女儿把性子收一收，别再把对方摔得鼻青脸肿，公主断然拒绝，照样把他压在地上，年轻人“羞愧无地，黯然离开”，留给公主一千匹马。大汗死心了，带着他的女儿一同征战。“大小战役，公主莫不身先士卒，”马可波罗写道，“竟然找不到比公主更强悍的对手。两军对垒，公主经常倏地冲入敌阵，生掳敌将，敌人无可奈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