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十来个蒙古人围着葛瑞尔精心雕铸的青铜雕像，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我没花多少时间，就确定这个试骑队中，多半是艺术家，只有两个志愿者是真的为了跨洲远行而来的。那两个人很好认，因为他们穿着全套远行服饰：深棕色的蒙古袍、侧边有精美刺绣的厚重毡靴，一身簇新。他们希望能被选中，骑马长征法国，这两个人的专长也的确派得上用场——这又是阿乌博德抄袭我的计划——其中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兽医。
医生是个相当害羞的年轻人，却在脑后留了一条时髦的马尾辫，他的装束在蒙古社会肯定非常刺眼。中年兽医是他的朋友，模样看起来有点像是美国橘柚（Samson），胸膛圆鼓鼓的，脸孔坑坑疤疤。腰间系了一条举重选手用的那种宽皮带，头上戴着蒙古传统的尖帽，挺不协调的是，一下雨，他就在帽上蒙上一层塑料购物袋。一路下来，这位先生的样子不免有些狼狈。他很爱美，但是放纵饮食的结果，却造成了他的水桶腰。接下来几天，他老是在营火边晃荡，等待第二轮、第三轮的取食机会，至于他的动物医疗专业，最后证明，一般的牧民单靠基本常识都比他强。他没有入选。
那位年轻的医生看来也有问题。他为人沉默，待人和气，只要帮得上忙，他一定全力以赴。但是，他却有个致命的缺点，他是极少数、极少数在马鞍上坐不稳当的蒙古人，说得再直接一点，我从来没有见过骑马骑得这么难看的蒙古人。他一翻身上马，顿时不知所措，浑身不自在地随马颠两下；马一受惊，稍微闪躲，他就会掉下马来。大家都替他难过、着急，就连旁观的艺术家都有些看不下去。这批艺术家中，有油画家、水彩画家，也有雕刻家，好几个人身手都相当矫健。
他们都是蒙古艺术家协会（Mongolian Artists?Union）的会员，我猜，他们是葛瑞尔邀来的，有他们在，就可以打出“协会计划”的招牌，让这次活动沾点半官方色彩，同样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人可以分担一些开支，租用马匹、聘请向导领我们进山的花费，就不会高得无法负担。很明显的，以前并没有人尝试这种远征，我们必须依循蒙古的心态来思考。
我很快就发现，在蒙古，作决定是一种集体活动。每天的行程安排、雇多少匹马、路线怎么走、马鞍合不合，甚至再琐碎一点的事，不论他们本身有没有经验，蒙古人都可以翻来覆去地争辩。最先提议的人把他的想法婉转地说出来，然后就转身去干自己的事，留下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现代蒙古人挺喜欢补破网的。
我们沿着微微起伏的低矮山丘地形，从乌兰巴托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子，终于抵达了预定会合的地点。载送我们的是一个联合车队，里面的吉普车和越野车都是向各个国家组织、集体单位好说歹说借过来的。说来有些好笑，这些车辆都是经过“蒙古化”之后，才勉强能在地面上奔驰的。所谓的“蒙古化”，指的是废物利用，或是翻修不知道打哪儿弄来的零件，勉强凑合成的。所以呢，吉普车上破碎的挡风玻璃，可能来自一部车祸中全毁的同型车；后车轴更惨，不知道又是哪一部事故车的残骸，还不是同一车型；变速箱显然是从小车上拔下来的，有些别扭。车灯、后照镜之类的小东西（如果有的话），都是用绳子或铁丝一圈圈绑起来的。这样的车当然是走走停停，没走两步路就要修理，轮胎的气好像永远充不满。
这种修修补补而成的车队，切实说明了在这样的社会中，组织一支前所未见的远征队有多困难了，因为在蒙古，根本找不到适合的装备。蒙古位于前苏联的边缘，漫长的补给线到这里已是尽头，也难怪运到蒙古的苏联货，都是一些捡剩不要的次级品。再加上蒙古国内铺设好的马路根本没有几公里，汽车的寿命就更短了。要开车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只能依循地上的车辙痕迹，这是前人横越大草原留下来的路标，有时走上隘口，有时越过小溪，说不得准。在蒙古，是没有桥的。有时车辙太深，驾驶员就胡乱转向，再轧一条新的路线。坐在车上的人往往被颠得七荤八素，车子也被震出内伤，更把壮丽的自然环境破坏得体无完肤。一条条的车辙就像一道道疤痕，伸向四面八方，蒙古大地被碾得支离破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