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瑞尔刻在青铜板上的文字，取材自一本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圣经”——《蒙古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这本书的作者至今不明，也不知道他编撰秘史的动机何在，但是，在中亚文学史上，却是顶尖的重要文献，与游牧民族其他文学和历史作品并肩齐步。
声名显赫的帕拉丢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是一位饱学多闻的修士，长于汉文，清朝末年，曾随俄国宗教使团去过北京。1866年，他宣称取得蒙古史家记录的成吉思汗秘密档案，这个发现顿时在平静的东方学界掀起万丈波澜。大家都知道，研究游牧民族的局限在于多半没有文字纪录，再加上他们居无定所，就连考古学家都很难找到关键性的判断依据。也因此，帕拉丢斯刊行的蒙古秘史，堪称是划时代的历史巨著。这部史诗在成吉思汗过世后不久写成，描述了蒙古族的起源，翔实地记录了蒙古史上最伟大的大汗，是如何诞生、崛起，一生又是如何立下震撼世界的汗马功劳的。
帕拉丢斯的学术成就还只是蒙古研究的起点而已。接下来的十年中，不同版本的《蒙古秘史》与精彩纷呈的旁枝故事，在私人图书馆与官方典藏的角落出现，研究蒙古史蔚为风潮。大家这才明白：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早就知道有这本秘史的存在，只是自认天朝大国，对这些野史不屑一顾。原始的《蒙古秘史》来历甚奇，念起来是蒙文，却是用汉字音译的。当初编撰这个“汉译蒙音”的学者别具用心，内容不但有许多抽象的蒙文，还有相对应的词汇表，或许这本书原本是用来训练中国的蒙语通译也说不定。汉字的中介为这本秘史蒙上了一层难解的面纱，原始的蒙文本至今未曾得见，而且至少其中一本在中国内战中毁于兵燹。一个世纪以来，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一直企图重建原蒙古版本，但其中仍有许多含糊不明之处。
学者一般相信，《蒙古秘史》的撰述缘起，是让成吉思汗的后裔有个认识祖先言行的依据，让他们知道赫赫有名的大汗出身何处——这也就是“秘”这个字的来源，意思是只有胄贵裔才有资格阅读。不过，也有人认为，“秘”这个字指的是这本史书流传不广。无论如何，《蒙古秘史》应该是吟游诗人在营火边，为蒙古族人讲述蒙古之父——成吉思汗崛起的传奇，殆无疑义。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安排的会师地点，是一个小湖——蓝湖（Blue Lake）的湖滨，在乌兰巴托东北一百九十英里处，《蒙古秘史》中曾有记载。虽然已经是5月底了，但是漫长的蒙古冬天一点也没有退缩的意思。湖边的芦苇被霜压得抬不起头来，但还在作响，乌鸦在光秃的树上大声叫唤；湖面大约有半英里宽，四分之三的湖面盖着一层将融的薄冰。幽暗的山谷里，犹有未化的积雪。小湖的另一端连着陡坡，坡下的草地也是一片枯黄。陡坡上有一个煞尽风景的标语刻在石板上，盛赞苏俄十月革命的辉煌成就。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小玩笑，我们在湖滨放下葛瑞尔制作的第一块石碑，庆祝苏联的失败；而八百多年前，一小撮蒙古族人也在这里，矢志效忠一个二十八岁、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人——铁木真。宣示效忠的仪式一如蒙古族人的质朴率真，大家用想得到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忠诚。第一个人说，他要做铁木真的雄鸡；第二人要做他的弓箭手；第三人想当他的牧羊人，为他看顾羊群；第四个想替他放牛；第五个则希望当他的马车。这几个人都志愿随他南征北讨，以性命护卫他的安全。其中一个吟唱出一首歌，收录在《蒙古秘史》中：
我愿变成老鼠，
替你把东西收藏起来；
我愿变成乌鸦，
替你聚集所有；
我愿做披盖的毛毡，
大家一同披盖；
我愿做挡风的毛毡，
共同遮护家乡。
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一小批在蒙古社会边陲流浪的亡命之徒，竟然使亚洲绝大部分的人民，闻之丧胆。蒙古尊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矢志效忠的“老鼠”，成为无坚不摧的骑兵统帅——速不台。这位将领曾获得军事史家哈特高度肯定，墓志铭上说他“征服三十二国，赢得六十五场会战”，绝非浪得虚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