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之后，又在1989年10月与翌年4月，两度重返故地。每一趟，我都敦促他们定下清楚的行程计划，可每次所有的时间却都花在捉摸阿乌博德的心思上，试着为他伟大但空洞的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或许通盘的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但我总希望，计划的组成要素能一点一滴地就位。由于行程展开在即，我建议他们利用一整个夏天，把马赶到蒙苏边界，把马匹留在那里休息给养。这个行程的目的是让我预估一下，骑马跨洲长征的可行度到底高不高；按照蒙古的老法子骑马到法国，又会碰上什么问题。但是，阿乌博德却不想进行试骑，打算先拖一年，再一鼓作气从乌兰巴托杀到法国，中间根本不作任何停留。他并没跟我解释为什么要拖上一年，我也始终没搞清楚，所以我花了好大的耐心说服他接受一步步来计划。
我每去一趟乌兰巴托，就会发现我的蒙古朋友信心更坚定了：他们一定要用蒙古的传统方法进行蒙古式的冒险。此时，我的心念一转，觉得当个观察者也很好，只要从旁提供咨询就行了，该我说的，我就说，其他时间袖手旁观，其实是一种奢侈。即使他们不理睬我的建议，可能也是因为，在蒙古的土地上，应该依照蒙古作风行事。这对我来说，是个观察现代的蒙古人如何安排长程旅行的绝佳机会。我对自己说，这支由阿乌博德和葛瑞尔率领的远征队，前途一片大好：阿乌博德是做官的，懂得行政协调；葛瑞尔是野外专家，有能力替行程打理具体事项。我的印象是这两个人有很长的合作历史——事后证明，我错了，他们只一起打过几次猎而已。
阿乌博德总算拿定主意了：计划的第一步，是7月出发，在夏天横越蒙古。葛瑞尔从旁建议，5月时我们可以有一次试骑，地点是肯特省（Hentei，一拼成Hentiy）的荒野，据说这是成吉思汗早年活动频繁的龙兴之地。这想法正合我意，我可以在野外实地测试装备，尤其是那部迷你摄影机，还可以观察有意加入远征的志愿者，掂掂他们的斤两。
还是一样，没有人清楚我们要去肯特省的哪里，距离大概有多远，更不用说地图了。或许是安全的原因，这里的地图不易取得，更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公开印行过。我只知道我们会花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到乌兰巴托东北角的肯特省爬一座高山。葛瑞尔花了不少心思制作了两块椭圆形的青铜雕刻，每一块大概有十二英寸宽，这是他要放在那里的纪念品。第一块青铜刻的是少年成吉思汗，二十岁左右，英姿勃发，那时他正转战各个部落之间，威震大漠；第二块是成吉思汗晚年最著名的一幅画像，现存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中国建立了正统的王朝——元朝，一个世代之后，宫廷画师根据文献完成了这幅作品。在成吉思汗晚年，蒙古铁骑正席卷华北，进占中都，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画像中的成吉思汗已是晚年，被画师诠释成传统的中国帝王相貌，慈眉善目，脸部线条柔和，留着一圈山羊胡，竟然还有几分儒者风范，完全不像是从草原奋战崛起的一世枭雄。
暮春5月，出发在即，距离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已经整整七个月。葛瑞尔蹲在两块铜雕前面，把它们放在一张有些斑点、满是破洞的防水胶套上面，小心翼翼地黏到大理石板上。这两块有点像墓碑的大理石板，稍后要在他们选定的地点竖立起来。大理石板上刻着垂直书写的蒙古文，行云流水，还用红漆仔细描过。这种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的直接遗产之一，也是现代蒙古文化变迁的见证。也许是因为处于文化的十字路口，蒙古人一向对文字有一种狂热，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字，于是源自西藏、近东及苏联的文字都成为他们取材的对象。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蒙古是没有文字的，当时的蒙古人想来也用不着。后来，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下属根据维吾尔人的文字制订蒙古文，从此以后，便以蒙古文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正式书写文字。成吉思汗逝世之后，继续流传了七百多年，直到共产党上台。当权的共产党采纳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废除传统蒙文，代以“现代的”斯拉夫拼音文字。
每个蒙古人都得学习这种斯拉夫拼音法，学校里再也不教传统的蒙文。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移植新文字的计划暂且搁置，但是，到了1945年，还是雷厉风行地推动起来，结果，这个草率的改革计划严重摧残了丰富的蒙语遗产。蒙语中许多发音跟细微的变化，无法在斯拉夫拼音中找到精确的字母，于是蒙语被迫简化或是改造，勉强套上这层语言上的紧身衣。深谋远虑的蒙古人，开始担心正统的蒙古文化后继无人，只好把孩子送到中国境内的内蒙古去受教育，说来讽刺，当地的蒙古土著倒还有机会学习正统的蒙古文。
一晃眼，五十四年过去了，这个政策终于得到了改正的机会。乌兰巴托当局宣布，决定将恢复传统蒙文作为蒙古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环节。他们计划让传统蒙文再度成为蒙古的官方文字，只是没人了解具体的步骤。有人估计，单单更替政府单位里的打字机，就要花费两年的政府总预算。官方的事情，让做官的去伤脑筋，在葛瑞尔的青铜雕像上，如果出现来自外国的斯拉夫文，再怎么说，也不伦不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