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无神论者，从来不做礼拜。”我们中间有人说，“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关系重大的话，那我将愉快地往教堂跑一趟。”
就这样，我们这些人，其中有无神论者，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跨上营地的马匹，有说有笑地出发了。过了丘陵，马儿奔驰起来，吉普车也夹在马群中一颠一簸地前进，大家一起奔向当地人的村庄，到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小教堂外面去集合。
教堂的广场里到处是穿着红色的、鲜艳夺目的服装的居民。全村居民都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整整的礼拜服，站在那里等候。我们随着虔诚的善男信女，成人、儿童、老人和新生婴儿及尚未出生的胎儿，步入一个没有尖塔的小教堂。阳光下，村子里空荡无人，而教堂却拥挤不堪。那些坐在每排凳子两端的人，只能半个屁股坐在长条板凳上。但是，神父的教堂里也充满阳光：鲜艳的衣着、欢乐的脸庞；太阳透过屋顶和墙壁间的缝隙射进一束束光柱；连小鸟也通过那些缝隙钻了进来，一点儿也不害怕地在椽子间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叫着、唱着。
今天，塞巴斯蒂安神父在白长袍外披上一件嫩绿色的十字塔，带着喜悦的神情站在那里，像一位蓄着冉冉长须的慈祥祖父。教堂里充满着一种进行歌剧表演的气氛。礼拜仪式的高潮是唱赞美诗。赞美诗是用波利尼西亚语唱的，大多数赞美诗配有当地的古老曲调。除了我们之外，教堂里人人都放声歌唱。我们只是听，因为这是一种难得的经历：这种完美的歌唱节奏和音色，是南太平洋当地人所特有的。
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布道仪式简单，讲得深入浅出。在我们周围，当地朋友和他们的活泼的妇女们挤在一起坐着，倾听神父讲道。他们听得出神，就像小孩观看描写美国西部骑马牧童的电影那样着迷。在讲道中，塞巴斯蒂安神父特别讲了一句欢迎我们外来人的话。他说，所有当地人都应努力支持考察队，岛上的男男女女都应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因为纵然我们的教义和他们的教义不完全一样，但大家都是具有共同理想的基督教徒。
从那天起，可以说我们成了当地居民的一部分了。因为既然塞巴斯蒂安神父不把我们当坏人看待，我们当然就是好人了。
做完礼拜，我们考察队全体队员应邀参加总督府内举行的盛宴。这次，除我们的东道主和塞巴斯蒂安神父外，我们还遇到了本岛少数几个白人侨民：管理村北麻风病防治站的两名修女，正在岛上筹建横越海洋机场的智利空军上尉，以及总督的两个助手。我们惟独没见到村医和小学校长。这两个人我们一直还没有看到。我记得，就在那天，总督还特意请我们考察队的医生为他诊治冠心病。
晚上，我们回家时，被一个长着乌溜溜的眼睛、一头黑油油的浓发、身体结实的矮胖子拦住，他就是村医。村医邀请我们大家都去参加呼拉舞会。这种舞会非常受人欢迎，不去是办不到的。舞会是在市长妹妹家中一所小房子里举行的。我们到场时，人已挤得满满的了。为了让我们能从门口挤进去，不得不先让屋里的人从敞开着的窗子爬出几个来。
我进去时，人们正在传递一个大酒罐，里面装着威士忌颜色的酒，每只杯子都斟得满满的。这一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罐子里装的不是酒，而是阿奎普拉—“纯净的水”，就是从屋顶上流下后收集起来的雨水。舞厅里的气氛非常欢乐活跃。我们那些羞答答的水手和两腿不灵活的科学家，被当地的妇女们拉到舞池里跳舞时，活像鱼钩上的鳝鱼，扭扭捏捏、不知所措，引起人们一阵阵哄堂大笑。人们用四种语言说笑逗乐，欢笑声震撼着屋顶。四个男子弹着吉他，边弹边唱。屋里一片欢腾，拥挤万分。要不是外面有更多的人使劲往里挤，想隔着挤满人的窗户看热闹，屋子的墙壁早向外倒塌了。在一片喧闹声中，村医从人群里挤过来，想跟我进行一番深奥的政治讨论。
“我的目的是要为这些人打开通向世界的窗户。”他说道。
我想，这会儿打开窗户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屋里很快就会缺乏新鲜空气了。但是，他显然不是这个意思。于是，我们只得离开舞场，走到屋外去聆听他恳切的谈话。
原来，他和小学校长都反对岛上的其他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