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出仕后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陕西凤翔府签判。凤翔知府宋选对这位初露锋颖的年轻人非常爱护，东坡身体不适时，就让他去休息。宋选的弟弟和儿子都与东坡来往密切，常在一起作文吟诗。东坡虽然离家千里，但并不孤单。不久，新知府陈希亮上任，这位知府年纪比较大，喜欢在东坡面前摆长者的架子。有一年中秋节，东坡没有按惯例去拜访长官，便被这位陈知府罚铜八斤。但陈知府并不是不能容人的人。他很赞赏东坡的文采。有一次，他请东坡为城外的凌烟台作记。东坡少年盛气，在文章里流露出了对知府的讽刺，陈知府还是把原文一字不拉地刻在了石碑上。这让东坡很有点感动和不安。
但到京城做官后，朝廷中的斗争可就复杂多了。当时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朝中的臣子分为了两派，支持变法的叫新党，反对的叫旧党。东坡是站在“旧党”一边的。他写了《上神宗皇帝书》等长篇政论，指出，变法虽出于好意，但有些条目过于苛刻，不切实际，有急于求成之嫌。而且新法的施行中用人不当，让不少追名逐利的小人钻了空子。东坡的这些意见，有理有据，对变法的进行实际上很有参考价值。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东坡的意见，但也并没有对东坡做出什么惩罚。
但是朝中的“新党”，却因为东坡的奏启，而怀恨在心。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侍御史知杂事谢景韫——王安石的连襟，属于“新党”，一个奸邪小人——上奏皇帝，诬告东坡回乡归葬父亲的途中，曾顺道贩卖私盐。这件事本来是东坡一个表兄的捏造。东坡的姐姐嫁给了这位表兄，却被公婆虐待致死，两家关系因此恶化。这位表兄制造谣言，是想给身为朝廷命官的东坡生事。而朝中也便有谢景韫借此大做文章。这个案子最后由于证据不足，不了了之，却也使东坡主动请求外调，藉便离开京城这个政治漩涡，是非之地。
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十二月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这七年多的时间里，东坡先后做过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地方官。在这些地方，苏轼修水利，开病坊，捕盗贼，赈灾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但是官场的种种险恶、无奈，并没有因为东坡的外任而离开了他。
东坡在杭州府衙时处理过一个案子，有一家的女仆在井边洗衣服，没有照看好主人家的孩子，使得孩子坠井而亡。东坡和下属认真核定后认为这是过失所致，并非有意谋杀，没有判女仆死刑。主人家也没提出什么异议。但一年以后，杭州府上级机构的官员却认为判决不当，派人重审此案，把女仆判处死刑，还罢免了当年办理此案的几个官员。东坡为自己的下属抱不平，但又无能为力，只有在他们回乡时为他们赋诗送行：“秋风摵摵鸣枯蓼，船阁荒村夜悄悄。……君今憔悴归无食，五斗未可秋毫小。”东坡此时的心情，也如这凄惨的秋风，无人的野渡，寂寞萧条。
世事险恶。东坡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性情。熙宁五年，东坡被派去湖州，与那里的孙知州商量筑堤之事。二人约好，不准谈论时事，谁要先提起就罚酒一大杯：“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不要去管世事，且看青山，饮浊酒。
这故作放达的举动里，隐藏着的是深深的无奈。为什么要订此条约？正是因为放不下世事，时时想要提起世事。
在此时东坡作的诗中，有一些是明白地表达了他对世事的失望。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所作的《游径山》中说：
近来每觉世议隘，每到宽处差安便。……问龙乞水归洗眼，欲看细字销残年。
世情薄，人情恶。是非难逃，人言可畏。据说用山上龙井里的水洗眼睛，眼睛会变得明亮。东坡也想用这种水来洗亮自己的眼睛，然后退出官场，守着书卷，平安度过余生。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所作的《新城道中二首》中说：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散材畏见搜林斧，疲马思闻卷旆钲。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人间岐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
东坡把自己比作“散材”、“疲马”。“散材”是《庄子》中所说的树木，生在广袤的原野，高大舒展，却不适合作屋梁家具。东坡说，自己如同那不材之木，畏惧匠人的砍伐，如同疲累的老马，渴望结束征战，回营休息。
“人间歧路知多少？”虽然，出仕做官，经国济世，不一定就是“歧路”，但是这条路对人的种种束缚和扭曲，却不可否认。
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外在的表现已无法与内心保持一致时，他会感到惊讶，不安，痛苦，然后，可能会努力回归本心，但更多的可能是从此麻木。
东坡选择了努力回归。并且选择了禅。
远离世事的纷纷扰扰，让心安定下来。
破除外在的种种迷雾，让心明亮起来。
随顺种种的变动挫折，让心快乐起来。
这便是禅的要义。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俗世的歧路之外，还有一条通往安宁之境的，禅的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