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在杭州做官时，有一天收到一份状子：一人状告另一人拖欠他两万钱的绫绢钱不还。把欠债人叫来一看，却是一个带孝的老实后生，惊慌地求情说：“我们家世代以制团扇为业，这些天由于父亲过世，办理丧事，忙得焦头烂额。偏偏又碰上今春阴雨不断，做的扇子一把都卖不出去。连衣食也快不能维持了，哪里有钱还债啊！”听着这哀哀的诉说，东坡实在为难。忽然，他想到一个主意，兴冲冲地吩咐那后生：“快把你做的扇子都拿来，我有办法让它们卖个好价钱！”那后生半信半疑地搬来了一堆扇子，东坡从中挑选了20把白团扇，当堂磨墨，在扇面上挥起笔来。有的题上诗词，有的画上松木竹石。不一会儿，二十把扇面绘制完毕，然后让后生去卖。这后生拿着画好的扇子，刚刚迈出府衙，就被闻讯而来的人们包围住了，大家都想得到这位才名满天下的太守的亲笔。结果扇子以每把一千钱的高价卖出。这件欠款案也便在一片欢喜中了结。
儒家的孟子说，独乐，不若与人乐；与少数人乐，不若与众乐。东坡亦如此。身为朝廷命官，不愿独乐，而愿与民同乐。
在杭州时，东坡创办了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医院——“安乐坊”，并亲自督制药剂，让下属和病坊医生带到各里巷去救助病人。这种药剂价格低廉，大约一文钱一付，平民百姓人人能买得起。用它救治的病人不知有多少。
有一次，一个朋友送给东坡一百五十两银的“礼金”。东坡很自然地把它收下了。这可有点不符合东坡正直的脾性，弄得那位朋友很是忐忑。然后，东坡把这一笔钱以那个朋友的名义转送给了杭州的“安乐坊”，用来进行病坊的扩建。事后东坡写信给那个朋友，得意地说这是“公事公办”。
东坡调到密州任上时，那里刚刚发生了饥荒。一天，东坡出城巡视，听到路旁荒草丛里有婴儿在哭泣。原来是穷人家养不起而遗弃了的孩子。东坡心里十分难过，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看来，这家人真的是无能为力了。从此后，东坡便常常出城巡行，看到被抛弃的婴孩就领回来让官府抚养。后来，弃儿太多了，东坡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弃儿交给缺少子女的人家抚养，然后把官家的仓米拨出一部分，作为收养弃儿的补助。这样，弃儿有了家，收养他们的人，也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古代人赞扬一个好官时，常说他是“爱民如子”。他所管辖的老老少少的百姓，虽然和他没有亲戚关系，但他却要像对待亲人那样，时时把百姓们装在心里，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
这一种爱民如子的心，在儒家那里叫“仁”，“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佛家那里，就叫做慈悲。
佛教有小乘与大乘之分，小乘佛教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以阿罗汉果和辟支佛果为修行的目的；大乘佛教则以佛果为修行的最终目标，认为应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自身解脱外，更应救度一切众生到得佛国净土。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基本上是同时传入了中国，而只有以救众生为目的大乘佛教在中国得到了长远的发展。禅宗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极富民族特色的产物。
禅宗认为，习禅的目的在于照见本心，获得般若智慧。而般若智慧，则是“悲智不二”。心地明净的智慧，与怜悯众生的慈悲，互相包含。行慈悲，方可舍欲念，得禅定，生智慧；智慧生，又可“不断慈悲”。
东坡不是佛教徒，但他却有着善良慈悲的心肠。这一慈悲心，是他与佛禅结缘的真正基础。
东坡晚年从南方的流放地赦归，曾想定居于阳羡。此时的东坡，罪名未除，囊中无钱。幸亏此地有一个朋友多方奔波，为东坡物色了一所房子。东坡倾尽所有，勉强把房钱凑齐。快搬进新居时，一天晚上东坡外出散步，听到路边村舍里有个老妇人在哭泣。原来这老妇人正是东坡所买房子的旧主人，因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房子被不肖子卖掉，无家可归，所以伤心。东坡听后，便吩咐人取来房契，当场烧毁，叫老妇人的儿子迎接母亲回去居住。而已付的买房钱，东坡丝毫没有提起。
真正的慈悲，是忘却自我，自然而然的。不为赞誉，也不为受恩。东坡做到了这一点。
有一句诗说：多情乃佛心。
佛心无爱欲，但有最大的慈悲，因而有最真最纯的深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