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我国的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因此，在学大寨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当时对大寨的宣传还比较客观；对于各地学大寨的要求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各项工作的发动与布置，大体上能够结合各地的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因而，学大寨的内容比较丰富多彩，成就也是各种各样的。
云贵高原乌蒙山上的松林公社，解放初期这里的少数民族农民还是刀耕火种，在党的正确引导下，他们十多年来不断改革耕作技术，生产得到大发展。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新疆皮山县各族人民，用8年时间在戈壁滩上修新渠道，改旧渠道，大量营造防风林，使旱乡变水乡。1965年粮食总产量比1956年增长92%，棉花增长1倍多，油料增长2.8倍。向称“鱼米之乡”的浙江嘉兴县，农业生产的成就振奋人心，粮食亩产平均达到423公斤，全县10万多农户平均每户养猪2.8头。
当时，对于先进典型也还较少片面化、绝对化倾向，各地在学大寨运动中，不仅提学大寨、赶大寨，而且还提出了超大寨的口号。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一文中就提出：“在点和面的矛盾中，包括着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带二的方法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在这里，‘超’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落后敢于超过先进，对先进是个压力，是个推动力，推动它先进更先进。”
一些在基层工作的人在学大寨运动中，也敢于提出超大寨的口号。山西省平定县立壁村第一生产队队长赵三虎就说：“学大寨，光跟着陈永贵同志的脚印走路，不是好学生。我们要敢于当探险家。”而且由于他们创造性地学大寨，1964年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1960年的78．5公斤提高到了315公斤，用了4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大寨10年的路程。不仅如此，1964年这个队的谷子的单位亩产量达到696斤，超过了大寨。1965年，大寨人就来向他们学习种谷子的经验了。
1965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怎样对待先进》的社论。这篇社论虽然是针对湖北省浠水县望城公社十月大队而发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党中央当时在对待先进单位的问题上，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社论指出：“在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都在学先进、赶先进。先进单位在革命运动和生产运动中起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示范作用。先进单位怎样不断提高自己的先进水平，这不只是同先进单位本身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问题，也是对整个生产高潮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一个问题。”社论说：“任何先进单位都离不开党组织的正确领导。领导上对一个先进单位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先进单位能不能继续前进，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一个先进单位，以为它在一切方面都很完善了；或者虽然也看到了它的缺点，但是为了‘爱护’它，而不及时地指点出来。这种做法其实是‘欲爱之，反害之’。有些先进单位之所以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的领导机关对这些先进单位缺乏全面分析，往往只喜欢夸奖它们的成就，当兄弟单位诚恳地指出它们某些缺点的时候，还很不高兴，甚至有意地替它遮掩。可是，缺点并不因为遮掩住了就不再存在。实际存在的缺点，不正视，不克服，就会发展成为更大的缺点。只有用辩证观点对待先进单位，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说，既要积极地推广它的经验和成就，同时又准确地指出它的缺点和短处。当然，这决不是说，要对先进单位故意挑毛病。先进单位的主要方面是好的，忽视了主要方面而只看它们的某些缺点或者夸大它们的某些缺点，这种态度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对先进单位的真正爱护，才能够鼓舞他们更加振奋起革命精神，同时又帮助他们防止和克服自满情绪，不断前进。”
《人民日报》的社论还特别指出：“有缺点并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对待缺点的错误态度。尽善尽美的先进单位是不存在的。如果真是一切都十全十美了，那还怎能再前进一步呢？先进单位被人们称为‘火车头’，这是对的；可是，世界上哪有不需要检修的火车头呢？又哪有不需要再革新的火车头呢？”“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农业行政部门，要认真地把农业战线上的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领导好，注意引导大家不要从形式上学先进，也不只是从某些具体做法上学先进，而是要从不断革命的实质上学先进。学先进，既要学他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更要学他们一分为二、不断前进的精神。只有一分为二、不断革命，才能更好地做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才能真正把先进单位的革命精神学到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