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榜墟公社第一生产队，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等吃队”。这个队的生产长期落后，从解放以来直到1964年，虽然不断得到国家的扶助，总是翻不了身，要靠国家返销粮食和拨发救济粮。
这个生产队当时共有43户，152口人，78个劳动力，平均每人有7分田地。这些田都在达洪江水利灌溉区内，全是保水田，而且有部分坡地可以改为水田，自然条件并不差。但是，由于人们缺乏劳动积极性，历年来耕作粗放，很少施肥，粮食产量很低，农民口粮不能自给。仅1962年到1964年的3年间，平均每户就吃了国家的统销粮和救济粮525公斤以上。
对于这个穷村子，上级领导也很关心，想过很多办法。1962年以来，榜墟公社党支部书记覃汉祖常到这个队去，帮助他们搞生产。区领导也曾到这个穷队蹲点。可是由于没有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只能是听到干部和村民喊困难，就采取“恩赐”的办法，缺粮给救济粮，缺钱给救济款和贷款，缺肥就给化肥。1964年春耕生产大忙时，社员出集体工少。领导听到队干部说：“现在困难多，缺乏生产资金，社员缺粮所以出工的人不多。”为了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上级连忙发了救济款和贷款1100多元，发了救济粮4800多公斤，平均每户有110多公斤。以为给了这样的帮助，一定可以解决问题了。殊不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不劳动，也可以得到粮食，有人就更不愿意劳动了。有人说：“做也得吃，不做也得吃，反正不够吃有国家补！”因此，虽然有了粮和钱，社员出集体工仍然不够积极，全队78个劳动力，出工最多时也只40个。部分早稻因此误过了种植季节，收获时粮食仍是减产，全队要国家统销和救济粮食6500多公斤。
这个队越帮越穷的原因在哪里呢？各级领导都在思索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它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但当时的人们不可能这样考虑问题，就是想到了也不敢这样解答问题。1964年秋收后，公社党支部发动各生产队总结生产经验教训时，覃汉祖从第十七生产队的变化中得到了启发。第十七生产队原来也是个穷队，他们的水利、土质等条件与第一队大致相同，田地面积也差不多。这个队上一年春天学习大寨精神以后，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对水田加工加肥，精耕细作，把部分坡地改为水田，很快就改变了落后面貌。结果，秋天这个队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平均每人每月有口粮25公斤，还增加了现金收入。
实实在在的对比，使覃汉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后来总结说：过去蹲点帮穷队时，没有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没有教育干部和社员树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也就是没有通过“内因”去解决问题；相反地带着“恩赐”观点下去，缺粮给粮，缺钱给钱，缺肥给化肥。这样就助长了干部和社员的依赖思想。难怪第一生产队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
找到了病根，就对症下药。1964年12月底，这个队开展了学大寨运动，覃汉祖组织干部和社员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改变穷困面貌的革命精神。他给人们讲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大寨之路》等有关文章。相信当时全国这样做的地方一定很多，但不一定都能起作用。但这一着在第一生产队还真的起了作用。社员们听到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和三战狼窝掌的事迹以后，很受教育，纷纷用大寨精神对照检查自己。一位叫韦妈的女社员说：“人家大寨人有两手两脚，我们也有两手两脚，为什么人家能战胜穷山恶水，改变穷山面貌，每年有大批粮食卖给国家，我们生产条件比大寨好，却年年靠国家统销、救济？我看主要原因是我们有依赖思想，缺乏大寨人自力更生的精神！”共产党员苏家权说：“我们穷，主要原因是有‘等吃’思想。只要我们学大寨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家团结一心搞好集体生产，就一定能够脱掉缺粮帽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