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上下下照镜子、找差距的那些日子里，在全县范围内，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大寨革命精神的活动。在各个民校里，教师们讲大寨；在群众会上，干部们讲大寨；农村俱乐部演学大寨的戏，唱学大寨的歌；广播站一日三次向全县人民报告学大寨的消息；县剧团把学大寨样板队——苌池公社熬子坡大队的事迹搬上了舞台，演起了《万紫千红》。从县城到边远的山庄窝铺，处处都开展了学大寨的活动。
“做大寨人，立大寨志，走大寨之路！”盂县人到处都在讲学大寨，人人都按照大寨人的样子去做。这一年冬天，全县有170多处坡梁的治理工程动了工，300多个沟壑的打坝垫土工程和成千上万亩造地、整地工程也开始了，几十条大坝奠基了。
在学大寨运动中，盂县领导一直坚持走在最前面。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干部有70%以上背起行李下乡了。县委机关只留下20个干部，县人民委员会只留下18个干部。全县200来个公社干部，只有25个住在机关。
县长张国英背着行李到了熬子坡村。农民们正在大战黑龙沟。张国英不进村，一直去了工地。县委代理书记梁和义到白藏村，正是冰封地冻的“三九”天。当时土方工程不能搞了，大队管委会计划把劳动力从长条沟工地上撤下来，上山割蒿积肥，谁知偏偏下了场大雪，把山封了。有的生产队干部和村民就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想上山了。大队干部没有办法，去问梁和义。梁说：“天冷，上大山，你们先上。”第二天，他就拿了一把镰刀、一条绳子，领着干部们上山。村民见干部上山，也都跟上来，全村106个劳动力出了工。
王村公社党委代理书记李志清，决心当陈永贵的好学生。参观大寨回来后，蹲到了水岭底村，和村民干了一冬一春，筑坝，修地，垫土，把个平平常常的生产大队一下弄了个热火朝天。他又把周围几个大队干部叫来，让他们看看水岭底比比自己。这些大队干部实在没想到，原来和他们差不多的水岭底，一下跑在前边了。回去以后，也都干起来。
盂县学大寨运动确实形成了相当壮观的场面。从1964年春节过后，到5月底春耕大忙，盂县共出动4万个劳动力，投工91万个。他们依靠人抬、人担、小车推，移动了3万立方米石头和30万方土。完成了总长1500多米的26条大坝，治理了总长60公里的101条山沟和122个小沟壑，把4200亩坡梁地变成了水平梯田，还整修了沟湾地和沟坝地7500多亩。
那一年，盂县还全面地推广了大寨精耕细作的经验，普遍采用良种，14万亩玉米有10万亩进行了深刨，每亩粮田施肥量也增加了。
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盂县继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这期间，全县又修成了101000亩大寨式农田，占两年来所修大寨式农田的一半以上。
盂县的学大寨运动确实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1963年到1965年年底，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全县55万亩耕地普遍进行了整修，近40%的耕地基本建成了大寨式农田，1963年、1964年两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增长了45%，1965年全县的小麦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而且，他们在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具体经验，有不少新的创造和新的发展，有些工程的质量和艰巨程度还超过了大寨。
在学大寨运动中，盂县县委从1963年开始，就在全县采取了梅花式的撒网布点的办法，分批分期培养学大寨的标兵。这种办法，他们叫做给后进队“搭梯子”。那一年，县委在五类不同地区选择了12个生产大队，由县级领导干部亲自蹲点。县委搞的12个点都很成功，粮食增产都在30%以上，成为盂县自己的“大寨大队”。这些大队的特点鲜明，学大寨成绩很大，人变了、地变了，产量也变了。这些先进大队不是靠“吃偏饭”长起来的，而是诞生于群众之中，自力更生地成长起来的。它们的成长被群众看得一清二楚，人们信服这些先进大队的经验。在学大寨运动中，它们成了学大寨、赶大寨的活样板。
有了县委的榜样，各个公社的领导干部也搞了自己的点，全县各公社共搞了77个点。这些点大多数也是成功的，从而使县、社领导干部取得了学大寨的第一手经验。第二年，作为标兵的生产大队就扩大到了109个，第三年又扩大到149个。每个标兵一般带动周围的3至5个生产队，形成了一个先进经验推广网。这样，就星罗棋布地把全县的531个大队全都“网”起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