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县与昔阳县相距不远，也是山西省太行山区的一个贫困县。在学大寨运动初期，这个县就成为闻名全国的学大寨先进县，被认为是创造出全县学大寨的好经验。国家农业部曾在那里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他们学大寨的经验，《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寨之花》的长篇通讯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编者按”说：“大寨精神、大寨经验，在盂县遍地开花、结果，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盂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两年，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全县学习大寨的好榜样。”
盂县县委1962年就响应晋中地委的号召，在全县开展了学大寨运动。这一年，由于从上到下只注意学习大寨治山治水的具体经验，结果并没有学出什么名堂来。直到1963年，他们根据山西省委的指示，强调了学大寨先学大寨精神，情况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们从总结盂县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用大寨的历史经验对比盂县的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大寨经验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以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藐视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大寨也经历过曲折和失败，但是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迷失方向，而是不断从失败中找到教训，继续大踏步地前进。而盂县在1956、1958年两年也搞过大规模的治山治水，都没有成功。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4034万公斤。1958年到1962年，这5年平均每年总产量为4564．5万公斤，与1957年相比，平均每年只增长2．62%。
县委找到了这条根本的经验教训，思想豁然开朗了。于是，他们重整旗鼓，先后组织了县、社、队干部和群众8000多人到大寨参观学习。同时，从上到下，开始认认真真地学大寨。县、社领导干部首先走出办公室，带头下乡蹲点，帮助各村解决实际问题。各村都以大寨为榜样，照镜子，找差距，并且开展了比革命精神、比依靠贫下中农、比干部参加劳动、比自力更生、比对国家贡献的“五比”活动。经过反复检查比较，有些基层干部说：“这几年思想睡了觉，前进方向不明确了，农村要建成啥样子，眼里缺样板，心里没谱谱。有了大寨，心里有了灯，身上有了劲。”这样，盂县学大寨的运动一浪高一浪，真正成了最广泛的群众性的行动。
按照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中的说法，由于开展了学大寨运动，1963年秋后，盂县学大寨的捷报就传出来了。这一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5520万公斤，创造了盂县历史上粮食总产量的最高纪录。
取得成绩后的盂县人并不满足。他们继续对照大寨找差距。县委书记、县长和大寨的干部比，比革命思想，比革命干劲，比领导作风，比工作方法……比来比去，又比出个不足来。他们承认自己没有陈永贵那样不怕吃苦、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他们认识到，要走大寨之路，必须先学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而且，县委一定要学在前头，走在前头，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彻底革命的大旗扛起来，站在学大寨的运动中领导学大寨。
1963年11月间，盂县召开了一个240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他们还特意从大寨把陈永贵请来，给全县的干部上课，传大寨的革命精神，讲大寨的革命作风。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公社干部，直到县委书记、县长都坐下来听。听了就比，队队比大寨，照镜子，找差距。
盂县县长张国英，有魄力，实干，和大寨的干部一比，也说起自己不行来。他说：“比起陈永贵来，他的觉悟比我高，革命干劲比我大。”
被称为盂县的“大寨”——上社公社白藏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海亮说：“这下子比得好，革了一场命（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栽了一条根（依靠贫下中农）；死了一条心（立了共同富裕之心）；取了一本经（学到了大寨真经）；戴了望远镜（有了国家观念，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