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树立大寨红旗的过程中，无论是《人民日报》社论，还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告，都曾明确指出大寨的工作并非尽善尽美，大寨人也经常讲自己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与错误。但有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中央领导和《人民日报》的文章都没有说明大寨工作中究竟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而大寨人在谈起自己的不足时，最多也只是说自己在发展林业方面不如更先进的单位等，而没有作出更深层次的总结。我们不应当苛求于前人，是历史遮住了人们的眼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没有能够在系统总结大寨先进经验的同时，也系统地总结出它的缺点与不足。
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即使是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不是没有严重缺陷的。
大寨大队从1961年开始改变定额包工管理办法，随后经过几年的修订补充，逐渐演变成一套完整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和分配办法。他们认为，第一，定额包工劳动管理是“卡君子不卡小人”的制度，“一年下来，老实人收入少，奸滑的人收入多”，“集体化，是一家人了，为什么还你干多少活，我给多少分，这不跟过去当长工一样？”第二，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制度的结果，仍然是“贫的贫，富的富，悬殊越来越大”。大寨实行“自报公议工分”劳动管理制度，就是在全大队选定三个标兵工分，男的一个，成年妇女一个，铁姑娘一个。然后由社员“自报工分，大家合评”，由一天一评改为五天、十天一评，又改为一个月、二个月一评，至1966年改为三个月一评。实行这种劳动管理制度后，社员干活不考虑工分，干部也不考虑工分，评分“主要不是评别的，主要是评思想”。这种办法后来被人称为是“大概工”，也有人说它是“神仙一把抓”。它的特点是：“有差别，不悬殊”，也就是差别不大。它忽视甚至鄙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把劳动者的政治思想，以及人际关系特别是同干部的关系等，都作为评议工分的依据。劳力弱、技术低、劳动贡献少的社员可以因“政治思想好”而得到较高的工分；而劳力强、技术高、劳动贡献多的社员，则要遵循社员之间“工分不悬殊”的原则，不能得到应得的工分。有些干技术活的社员，原来的劳动报酬高于农业上同等劳力，也按照“与农业上同等劳力挂钩”的办法被拉平。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办法。同时，它也明显违背了《农业六十条》的有关规定。
大寨从1963年战胜特大洪灾时起，就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陈永贵早就说：“有的社员在集体地里养精神，在自留地里打冲锋。”认为自留地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有人用自留地跟集体经济唱对台戏，为‘单干’扫清道路。”随之，大寨又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的过渡。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一些具体的政策尝试，而且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只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有利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不仅允许，而且应当给予鼓励。但是，对有些关乎全局的政策变动，必须十分慎重；有些已经经过实践检验属于正确而党中央又作出明确规定的政策，各级党组织都应当坚决执行。大寨党支部所变动的一些政策，有的就属于这一类。例如农民的自留地问题，就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几收几放，经过了多次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最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了严肃规定。实践证明，农民应当拥有一部分自留地，它并非如陈永贵所说，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调剂、丰富农民家庭生活的必要措施，在一些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地方，自留地甚至被农民称之为“保命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