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前，有一次还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寨，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 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此前，中共山西省委、国家农业部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曾对大寨精神作过概括。自从周恩来作过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后，关于大寨精神，全国就都统一到这个报告的表述上来。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也实事求是地讲道，大寨大队“并不是一切工作都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缺点的。但是，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他强调，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种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下发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
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就成了毛泽东的语录。“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报纸上和书籍中引用毛泽东的原话，都要用黑体字，以示格外重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被用黑体字突出出来，没有什么人怀疑毛泽东曾经说过这句话。但至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准确说出毛泽东究竟在什么时候说过“农业学大寨”这句话。
如前所述，毛泽东第一次赞扬大寨是在1964年3月底，但那只是边听汇报边谈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同年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插话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以后毛泽东又几次讲到“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但从没有说过“农业学大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四清”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有这样的话：“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草拟的，如果当时毛泽东已经讲了“农业学大寨”这句话，文件里应该写进去。同年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开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精神》。这篇社论也没有把“农业学大寨”当作毛泽东的原话。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也提到了学大寨的问题，公报说：“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这也不能说明“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的原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