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仍处在困难之中，国家的财政状况还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社论也就特别强调了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大寨人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社论指出：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兴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社论还采用了陈永贵关于自力更生十大好处中的一些说法，指出，大寨的事迹证明了：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更好的锻炼，更加坚定信心，夺取更大的胜利；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总之，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对社员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
《人民日报》的社论最后强调：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方，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文章系统介绍了大寨的创业历史，并总结了大寨取得光辉成就的几点主要经验，对于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份长篇通讯和社论，还有个故事。
1963年的秋天，大寨收成不错，《山西日报》记者郝战敖去大寨采写了一篇大寨战胜灾害获得丰收的报道。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将发表在《山西日报》上的这份报道删短了一些送给分社副社长马明审发。马明看了以后，马上叫来四五名记者，一起议论这篇报道。大家七嘴八舌，都说大寨这么好的典型，光发这么一条消息，可惜了，应该派人到北京去向总社和《人民日报》介绍，做突出报道，还应发社论。于是，冯东书就与另一名记者范银怀一道去总社做游说工作。
冯、范二人到了北京，就开始在新华社总社和《人民日报》社有关领导中做鼓动工作。先后说动了新华社国内部农村新闻编辑组组长穆家军，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庄和副主任何燕凌。其中何燕凌还去过大寨，也对大寨很感兴趣，他又是《人民日报》分管农村社论的人。写社论的事就由何燕凌承担了。
在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些人在考虑长篇通讯的题目。他们每人出一个题目，宋莎荫提出：“我们就写大寨这条道路。”大家都觉得有道理，这就算把主题定下来了。最后，分社派宋莎荫和范银怀二人去昔阳、大寨搞写作，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初稿。穆青看了初稿，立即带上福建分社社长孙明从北京乘飞机到了太原，指示宋莎荫该怎么修改。定稿后，就与何燕凌写的社论同一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