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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开始引起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关注
向毛泽东汇报(1)
作者 : 宋连生


   经过李一清和王光伟的宣传与汇报,大寨的情况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但当时中国的事情,没有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点头发话,是很难搞出起色的。

  1964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邯郸车站。这是一座位于冀南的古城,与它相邻的是山西省。毛泽东临时决定要听一听河北省和山西省领导人的汇报。于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奉召来到邯郸。毛泽东不进城,就在专列上听汇报。

  林铁、刘子厚的汇报内容史无记载,估计不太重要。轮到陶鲁笳汇报了。他先是把山西的农业情况作了个全面性的汇报,对于这类汇报毛泽东一般没有什么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典型材料。果然,当陶鲁笳重点汇报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时,毛泽东顿时有了兴趣。他津津有味地听着汇报,还不时插话提出些问题。

  作为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对于出现在自己所辖境内的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可以说是关爱有加。他曾三次去大寨蹲点,曾多次表彰大寨和它的领头人陈永贵,曾多次号召全省各界、尤其是全省农村及农村党支部书记认真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学习陈永贵的好榜样。对于大寨的情况他是十分熟悉的,谈起大寨来,他可真算得上是如数家珍了。

  陶鲁笳汇报了大寨艰苦创业的历史,汇报了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战胜巨大自然灾害的事迹,这些无疑都让毛泽东听了心动。陶说,自己在大寨蹲点了解到大寨大队的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个政治思想工作的能手,管理工作抓得严,公私分得清。山西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特别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是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陶鲁笳汇报说,大寨在工分管理上的办法简便易行,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清清楚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毛泽东插话说:“评工记分有差别,不悬殊,又不太繁琐,这是个好办法,体现了政治挂帅,又不耽误劳动时间。”陶鲁笳见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感兴趣,便越发说得详细。

  陶鲁笳又汇报说,大寨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支部委员。陈永贵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听到这里立即表示赞赏:“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这也是毛泽东的风格。新中国成立后,在许多谈论经济问题的场合,他总喜欢用打仗作比喻。

  陶鲁笳又汇报了山西学大寨的情况,还讲到了《人民日报》关于学习大寨精神的社论发表后,到大寨参观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大寨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说他还没有读到过《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他问陶鲁笳:“陈永贵是那几个字?”陶鲁笳赶忙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毛泽东又用手指着这三个字问:“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据实回答:“陈永贵43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说陈永贵的报告,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通过这番对话我们也不难发现,陶鲁笳对于大寨的情况确实已经烂熟于心了,他甚至连陈永贵哪一年参加的扫盲班,现在识字识到怎样的水平都能随口答出。

  听了陶鲁笳的回答,毛泽东感到由衷喜悦。他每逢高兴时都格外健谈,谈古说今,旁征博引,天上人间,趣味盎然。他笑着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有个柳宗元,是你们山西人,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出过许多好文章啊!”
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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