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祸兮福之所倚，大灾使大寨因祸得福，主要是因为大寨在大灾之年不要国家的救济，完全凭着自己的力量战胜了灾害，夺取了恢复生活和重建家园的胜利。
大寨遭了灾，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派来了慰问团，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从四面八方寄到大寨。从各种渠道还先后有多批救灾钱物拨发下来，大寨人心想，能够自己渡过去的难关就不要伸手讨救济。此时大寨通往县城的电话线也修好了。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给他们拨下了80元的医药补助费。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第二天，公社又打来电话，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又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大寨的干部又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后来公社又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大寨的干部又说：能自己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陈永贵的倡导下，大寨党支部就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一句话，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在这个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三不要”大寨人已经做到了，“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兑现。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对这个“三不少”也有些顾虑，主要是担心不减少些征购粮指标，会影响到大寨人的生活。卜鸿义为此还专门找陈永贵谈话，劝他说，今年遭了灾，哪一家也完成不了征购任务，给你减一减吧。陈永贵不领情，他很干脆地说：“不减，保证完成，而且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陈永贵后来总结说，1963年遭灾后，社员们不分农忙和农闲，不分好天和坏天，一股劲地为集体干活。全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105个男女全半劳力，从遭灾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节保质保量地完成一般的农活外，每人平均恢复、整修和新修耕地4亩9分，修建房屋每一个劳动平均投工40多个。
灾后村里要大搞基本建设，需要的石头很多。开山打石头的工具，以往都是由集体购置的，现在遭灾了，要大量添置工具。为了减少集体的开支，党支部还没有号召，村民赵素小、李银良等人，就自动地购置了一套石匠家具，跟着贾进财学习开山凿石技术。随后又有28个村民自动打制了开山用的工具。
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都离不开钱。大寨党支部决定不向国家伸手，村民们也表现出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村民李喜庆把自己的800元存款拿出来借给大队。他说：“集体是大家庭，别人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我不能自己存着钱，让别人受难。”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共83户人家，有57户借出了款，总额是12000多元。
在救灾中由于不要国家的救济，大寨人便格外珍惜每一分钱。搞土地建设，原来计划得花3000多元，实际只开支了300多元。比如，开山抬石头需要12根铁绳、12根铁棍，买新的要花300多元。村民们说：不用买了，自己打吧。他们有一个铁匠，又带了个徒弟，村里只花了3元多钱，把各户的废铁收回来，不但够打铁绳、铁棍用，还打了些其他开山用的工具。
大寨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大灾之年，地里的庄稼仍长势很好，秋天收得了20万公斤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还向国家卖了许多余粮。
在村里，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40间人字架的瓦房，砌成了20孔石窑洞。而且，大寨党支部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5年恢复土地，10年建成新村。当时有人觉得难度太大，但后来他们仅用了2年时间就恢复了全部土地，到1964年大寨共恢复土地130亩，整修土地500多亩。一年来修补房屋、窑洞62间(孔)，新建瓦房72间，窑洞36孔。1964年，大寨的粮食亩产达到了404．5公斤，按当时的说法，是跨过了长江。到1965年，大寨新村建成。也就是说，他们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让社员全都搬进了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大寨新村的住房设计也很独特。它倚着山坡，建起一排排石窑，石窑上面，又盖起一排排青砖瓦房。远处望去，像是一片楼房，又像是一列列的火车车厢。所以人们说它是“似楼非楼”的“车厢新居”。窑洞的两端有车道可以出入各种车辆，中间有楼梯使排排相连，村民上下出入十分方便。后来周恩来到大寨时还曾称赞过大寨新村的民居。
今天到大寨观光的人们，仍可以看到当年的大寨新居，这些窑洞与房屋现在都还住着人。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今天住在这些窑、房里的人开始感到了不便，那就是各家的生活空间比较狭窄，住户没有独立的院落。这是因为那一代大寨人没有想到后人还需要独立空间，他们认为集体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