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智者贤人老子有两句名言，叫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两句话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讲的是祸与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大寨村在1963年的经历证实了老子的这两句话。
“大跃进”运动中，大寨人由于顶住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在其他村子闹粮荒，集体经济摇摇欲坠的时候，不仅能够使本村的村民都大体吃饱饭，而且还向国家卖了大量的“余粮”，受到了上级的多次表彰。山西省委号召全省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学习陈永贵的好榜样，《山西日报》多次刊登文章介绍大寨的先进经验，不少人都到大寨参观“取经”。大寨确实是名声在外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大雨从8月2日一直下到8日，整整下了7天7夜。
这场洪灾后来曾被大肆渲染，通常的说法是“百年不遇”。直到最近，一些介绍大寨及陈永贵经历的书中，谈到这场洪灾时，仍说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其实大寨村根本没有什么水文资料的历史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某次洪灾为“百年不遇”。
大寨刚遭灾的时候，没有人说那是“百年不遇”的洪灾，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浓笔重彩地写了这次洪灾，但也没有说它是百年不遇，只说是“遮天盖地的暴雨”。“百年不遇”是陈永贵的说法，但他以后又说大寨在1968年遇到的雹灾，1969年遇到的旱灾也都是“百年不遇”的。没有人对这三次灾害作过对比，但我想，如果真有所谓“百年不遇”的话，这三次灾害最多只能有一次属百年不遇。
有资料表明，1996年太行山区又遭洪灾，大寨也不例外，而且比以往几十年间中的任何一次洪灾都要大许多。这样看来，1963年的洪灾也许并不是“百年不遇”。
但不管怎样，那是一次很严重的洪水灾害。那7天7夜下的雨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树根高高地翘了起来。大寨村的每块耕地都受到了损伤，20%的土地、石坝、地堰，甚至连地基也冲得净光。全村有180亩土地被冲毁和淤没，540亩地被洪水冲刷过。在村里，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塌了77间。
这是一次真正的飞来横祸。
但是，此时的大寨人再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在狂风暴雨的7天7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些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色如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地塌下来，抢救粮食的工作十分危险。但是，贾承让毫不犹豫地冲进去了，贾吉义也随着冲了进去，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也冲进去抢救粮食。接着又有更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冲了进去。他们冒着窑洞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危险，虎口抢粮。扛的扛，担的担，只用两个小时就把1．5万公斤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轰隆一声响，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地塌下来。
7天7夜，大寨人很少合眼。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村民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有地方住，贾承禄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好火坑。陈永贵的儿媳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但她宁肯自己吃些苦，也要把房子让给更加困难的人家。随着被冲毁的房子越来越多，大家就干脆挤在一块住。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人代会。他是县委候补委员，县里的许多会都要去参加。在会议期间，暴雨自天而降，会议也就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讨论如何组织全县人民抗灾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陈永贵此时的心思实际上已经不在会场上。村里人把电话打到城里向他汇报灾情，但话刚说到半截就断了，原来洪水冲倒了线杆，大寨与县城的联系也中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