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渡过难关,国家在政策方面放松了一些管制,只要能救人一命,对于做点买卖之类“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开始睁一眼,闭一眼。于是,濒临灭绝的市场又开始有了一点复苏的迹象。当时货物奇缺,只要有东西,无论要到什么价格,都不愁没人买。大寨就属于少有的有东西的村子之一。大寨村有粮,这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东西,不能拿到市场上卖,其实即使国家允许,凭着陈永贵这样的当家人,也不会拿去卖。陈永贵对于市场买卖关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对于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后来陈永贵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除了劳动模范以外,对于“资本主义”的仇视,不能不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作为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民,他不可能真正弄懂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他所憎恶的资本主义,大多不过是一种想过舒适生活的要求,想通过倒买倒卖挣钱的行为,想穿件漂亮点的衣服,或者与漂亮的年轻姑娘说几句话。这些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然的事情,在当年的陈永贵眼里,就是“资本主义”了。
大寨粮食收得多,谷草谷糠当然也就多。在粮食紧张的年代里,这些都是好东西,谷草可以喂牲口,那时的牲口饲料早就被人吃光了,但农活又离不了牲口。至于谷糠则是上好的代食品,因为它总要比树皮、草根、白粘土可口得多。大寨有这些东西,想买的人就很多了。开始村里有人对他讲,平定县城有人收这些东西,价格不低。平定是昔阳的邻县,那人的意思显然是劝他趁价格合适的时候把谷草谷糠卖掉。但陈永贵的答复是:“我们不能搞投机倒把”。所谓“投机倒把”,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概念,意思是抓住一个变动中的机会,把便宜东西转手卖个好价钱。这是很典型的“资本主义”了,所以陈永贵坚决不干。
但村中有好货,不愁人不来。有人逐渐找到大寨,找到了陈永贵。一方是做买卖,另一方是要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思想境界,他们到了一起,就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
来人问谷糠多少钱一斤,陈永贵默不做声。来人主动开出价格:两角钱一斤行不行?陈永贵摇头说不行。那人过了两天又来了,说两角钱不卖就三角吧。陈永贵还是说不行。那人问,你到底想卖多少钱一斤?看来他是准备出大价钱了。但令他大为不解的是,陈永贵报价是:三分。但补充了一个条件:不过不卖给私人,要想买的话,得拿大队介绍信。这一下真的把商贩堵住了。后来大寨果真按三分钱一斤的价格把谷糠卖了出去,当然买方一定要持有某个生产大队的介绍信。这种做法算经济账,大寨人是吃了亏,但算政治账,大寨人觉得他们做得对。
大寨人反感投机倒把,他们自己首先做到不投机倒把。他们村里有一头牛,因为受了伤不能下地,但从外表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寨要把这头牛卖掉,别人去卖陈永贵还不放心,担心卖得价高了,他便自己赶着牛进县城。路上就有人要买他的牛,他一再说这头牛中看不中用,但别人却以为眼见为实,看到的好牛不会有假。后来又上来几个人,他越说不卖人家越是想买,价格也一个比一个给得高。从第一个报价60元开始,有人加到70、80元,最后竟加到了100元。那阵式真有些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拍卖会。所不同的是,拍卖会上谁给的价格高就卖给谁,在这里,你给的价越高越是不卖。我们不知道当时陈永贵在想些什么,估计他一定觉得自己亲自出来办这件事是正确的,换了别人真有可能禁不住诱惑高价把牛卖出去。最后陈永贵还是将牛卖给了县食品公司,对方给了他27元钱,这才使他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