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村里有不同意见，陈永贵有办法。后来大寨党支部做过一个总结，说大寨人的脾气就是“好斗，七斗八斗，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后来的总结，60年代初，还不是这样的说法。陈永贵当时的法宝是开会。先开支委会，说服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支委们统一思想了，再开党支部大会，就这样一层层地开下去。谁要是不同意，就说服教育，给他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给他讲亚非拉美人民还没有解放。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五次，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说服不止，早晚让他同意了就算解决了问题。大寨人的这种做法后来推广时被概括为“思想领先，政治挂帅”。这种办法应当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一个村子总要有个权威性，陈永贵的说服教育总要比强迫命令来得温和些。但如果说村民们真的心悦诚服了，恐怕也言过其实。因为对于太行山村的农民们来说，用支援世界革命，支援亚非拉美人民来说服教育他们，显然有些云山雾罩。他们嘴上同意了，但心里不一定服气，甚至都不一定真明白那些大道理。例如有人在谈支援亚非拉美人民的体会时就说过，“压肥”我们倒是天天干，但“拉煤”就要跑很远。他们都不知亚非拉美为何人何事，谈何提高思想觉悟？其实就是大寨的干部们，真正弄清楚了亚非拉美革命的人也很少。70年代中期，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访墨西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了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那里的人们远不是大寨人所想像的那样急待“解放”。
不管用什么办法，大寨人算是都同意把马车和骡子让给金石坡了，但金石坡既然是穷村，就要穷出个样子来，他们没有钱买这套车马。但陈永贵认准了的事情，就要把它办成。在他的主张下，大寨人先把那套车及骡子买下来，然后再给金石坡送去。这才算是了了陈永贵的一桩心愿。
别人挨饿，大寨村有粮，来借粮的人自然不会少。有集体来借的，也有个人来借的；有的来借吃的，也有人来借种子。有的人原来帮助过大寨，或者赞扬过大寨，此时来借便觉得心安理得；有的人过去讽刺挖苦过大寨，此时来借粮自然就有些不好意思。大寨人在这件事情上确实表现出了高尚的风格与非凡的大度，不论是谁，只要张开口了，都尽量给予满足。到了该还的时候，有粮食的就还粮食，实在没有粮食的，就按交给国家的价格收钱。在那个有粮就能保住人命的特殊时期，能够像大寨这样处理事情的村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一些邻近的村子原来与大寨不免会有些矛盾，但到了这个时候，几乎都得到了大寨的接济，都对大寨人心存感激，以往的不愉快也就随风而去了。
如果说对于前来借粮的人给予帮助还碍着面子的话，那么对于前来偷粮的人也给予关照就更不是普通农民能够做到的事情了。
一次守护庄稼的人抓到了一个小偷，交给陈永贵去听候处理。既是小偷，就不会是偷大东西，无非是偷点吃的，因为太饿了，就顾不上体面与修养。小偷被送到陈永贵面前，心中十分害怕，认定要受到严厉惩罚了。没想到陈永贵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让他吃饱了饭，给了他几元钱和几斤粮票，告诉他缺粮食吃就来要，但不能糟蹋庄稼。那个小偷非常激动，以为是遇到了菩萨。陈永贵借机教育他：“要是在旧社会，你偷在地主门下，跑不了吊在柳树上挨皮鞭打的下场，可现在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国家有困难，人民有困难，我就活，你就死，这难道说得下去吗？我只希望你们一点：你回去以后，想办法战胜灾害，克服困难！”
别人抓来的小偷，陈永贵给放了不算，还给吃给喝给钱花，抓小偷的人当然有意见。陈永贵听到议论后，又拿出了他的法宝：开会。在会上他教育大家说：“我们过去打仗，讲优待俘虏，现在搞建设又要优待小偷；你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你们仔细想想，我们的秋粮为什么过去不丢，今年却老是丢？小偷为什么不偷别人，就偷我们？道理很简单哩！过去他们的肚子不饿，今年饿了。别人没有粮食，我们有嘛！这么说，我们如果见死不救，还犯罪呀！你们也反映了，邻村的人不偷，外地人偷，这又为什么？不就是邻村吃过我们的借粮，赞皇、和顺他们吃不上吗？道理也明白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找上门来，正是个机会，我们贴上一顿饭，正好向他们宣传艰苦奋斗，给他们一点克服困难的办法，把生产搞起来，这不是个意外的收获吗？他们学了我们的经验，有了粮食，叫他们偷，他们还来不来？”
陈永贵是个农民，但又不是普通的农民，从处理小偷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很有一些政治头脑。就是这些政治头脑，使他一有机会，便可以从农民群中脱颖而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叱咤了一番风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