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败象终于表现出来了，中华大地普遍处在了空前的经济困难之中，当时舆论称这种困难是“自然灾害”，又说这是苏联人要债造成的。两种说法都不是空穴来风，多少都有点道理，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造成那几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大跃进”违背了自然法则和经济建设的规律，是1958年以来，各地大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的必然结果。这是一次真正的经济危机，它造成了经济严重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在不少地方都发生了营养不良、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事情。在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到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去搞社会调查，乡亲们对他说，再这样搞下去，就会弄得路死人绝，到时候恐怕连抬死尸的人都会找不到。作为一个太行山区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不可能知道更多的内情，但邻村普遍没有饭吃他是知道的。至今大寨人在他们办的展览里还称那几年为“自然灾害”，但他们也说到了，那种自然灾害邻村有，大寨几乎没有遇到。为什么呢？他们不肯说，估计心里是清楚的。
经济困难实际上是对前几年瞎折腾的一种惩罚，大寨人没有瞎折腾，也就没有受到惩罚。这不仅在太行山区，就是在整个中国农村也是不多见的。
太行山区非旱即涝，天灾年年都有，但只要在一个可承受的限度之内，就算好年景了。1959年是先旱后涝，但没有成大灾，大寨亩产量达到了300公斤，人均口粮达到225公斤，大队的储备粮也比上年增加了。1960年又遇到比上年严重一些的干旱，但大寨有了“海绵田”，普通的干旱能抵御过去，亩产量又比头一年提高了不少，达到了325公斤。但此时，大环境是经济困难时期，穷村挨饿，富村难免要被“共一点产”。那年晋中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落实当年的生产和生活。会议确定，由于困难户多，有粮食的村子，社员人均口粮定为175公斤，最多不超过190公斤。175公斤也好，190公斤也罢，都是指原粮，也就是带着皮的粮食。把皮去掉后，也就是150公斤左右。在几乎没有肉蛋，很少副食品的情况下，一年吃这点粮食是很难填饱肚子的。在讨论中，地委书记贾俊介绍了大寨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从太原赶来参加会议的省委副书记王谦明确表态，大寨人的口粮不低于200公斤，这算是体现了多劳多吃的原则。即使这种在当时说来属于“格外开恩”的政策，今天看来仍很不合理，因为大寨村1960年比1959年每亩地多收了25公斤粮食，但每人的口粮却比上年少吃25公斤。
不管怎么说，大寨人当时是幸运的。他们在那样的年头，每人还能有200公斤原粮，蔬菜瓜果也比别的村好些，虽然不能保证人人吃得饱饭，但饿死人的事情确实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充实。那一年大寨户均向国家卖“余粮”1750公斤。
大寨人关于吃亏、合算的账确实与众不同。一天，县里打来电话，说是某公社的供销社有一套马车连带四匹骡子一并出售，价格十分低廉。这种事情在经济困难时期倒也不少，县里通知大寨无非是觉得他们还有这个购买能力。大寨正在发展的势头上，当然需要马车和骡子。但他们又觉得价格太好了，自己买来就占便宜了。此时，陈永贵想到了金石坡大队，那个大队没有马车，甚至连路都不通。他的意见是让给金石坡。但这样他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说服大寨村的一些人，因为人们毕竟不可能都达到劳动模范的水平；二是即使价格已经很低了，但金石坡仍买不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