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敞开肚皮吃饭”、吃“流水席”的前提假设是中国的粮食已经多得没办法处理了，因此才有了一天吃5顿饭的必要。那时各地都在追求高产，开始是亩产几百斤，接着是两三千斤，后来就是放“卫星”。能算上卫星的至少也要达到亩产万斤。这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对于搞所谓“耕作革命”，实行所谓“科学种田”的人民公社社员和一些头脑昏昏然的农业科学家来说却是敢想敢干的事情。
大寨不乏种田能手，陈永贵就是个公认的种田高手。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通过艰苦奋斗，那一年亩产达到了270公斤。这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只能搞到亩产50多公斤的穷山村来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样的产量与别人的“卫星”相比，就有些不足挂齿了。当时陈永贵已经是山西省的特级劳模了，据后来有人回忆，那一年上级本来是准备推荐到他进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的，但他却不识实务，不搞浮夸，不吹牛，不撒谎，这使得领导也很为难。
那一年秋后，在太原召开了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陈永贵与昔阳县的几名著名劳模张老太、王殿俊、张银周等人一道出席了大会。在那次会上，陈永贵与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前列就座。李顺达是老劳模了，在合作化初期就因成绩突出而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这次会议的这种安排本身也说明，中共山西省委对陈永贵是非常看重的。在会议讨论中，不少人都在谈论炼钢的事，讨论放高产卫星。陈永贵对此都不热心，他有一个坚持不改的观点：农民就是要种地，把地荒了去炼钢铁，就是不务正业。因此，这也是当年大寨的一大特色。全国几千万人大炼钢铁，大寨居然没有什么动静。
说到高产卫星，陈永贵与人们争论起来。他叼着旱烟袋，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说：“亩产千斤、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能打几万斤。真要打那么多，我就请他们去大寨吃拉面！”拉面那时是昔阳待客的好饭食，但别人好像并不领他的情。有人说，人家打了那么多粮食，谁还用得着到你那里吃拉面。陈永贵又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着。
浮夸当时已成一种社会风气，非一两个人的行为。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位领导在会上摸底，先问李顺达：“你的产量能不能上去？”李顺达对浮夸风也极为不满，他回答说：“我的产量上不去了。”领导又问陈永贵：“你的产量还能不能上？”陈永贵笑笑说：“我要能上去，早就报上来了！”省领导对这两位国家和省级劳模的回答很失望，也有些情绪地说：“看来你们是落后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