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此时头脑也很热。在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他曾提倡过为了让农民多吃些粮食可以实行一天吃五顿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提倡过实行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教”，搞“义舍”。在这种风气下，全国许多地方都搞了吃饭不要钱，搞了随来随吃，吃完就走的“流水席”。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这些号召，对昔阳县和大寨村的工作影响很大。大寨也办起了公共食堂。难能可贵的是，农民出身从饿饭中长大的陈永贵，容忍不了人们浪费一粒粮食。他不相信靠着大寨各家各户的那点存粮就可以搞“敞开肚皮吃饭”。因此，即使在那些沸腾的岁月里，大寨也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没有搞“流水席”和“义舍”，更没有实行一天吃五顿饭。
1958年8月“大跃进”高潮中，中共晋中地委书记王成旺在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的陪同下，在大寨住了四天四夜，总结大寨的经验。那时候，干部下乡吃派饭，还到陈永贵家吃过两次。饭后，王成旺非要如数交钱和粮票，陈永贵笑着怎么也不肯收，张怀英在一边解围：“大寨粮食多，算了吧。”可见大寨粮食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在陈永贵的控制下，大寨人还是苦巴苦结地过日子。他们实行的是一种以人定量的办法，即基本口粮和按劳动日分配相结合，人劳比例是二八开；基本口粮按人定成，一至三岁定四成，四至六岁定七成，七岁以上定十成，一个劳动力要分到0．5公斤粮。全村1959年的平均口粮为202．5公斤，其中基本口粮占80%，每十成为171．5公斤，劳动粮占20%，每个劳动日多吃0．565公斤，指标到户，按月分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实行这种办法，既保证了社员的生活，也节约了粮食。对此，大寨村民确实应当念陈永贵的好，因为是他使得大寨在全国各地普遍闹饥荒的时候，仍能大致吃饱饭。这在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年代里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池必卿陪同在太原养病的国家化工部部长彭涛到大寨，彭涛在战争年代曾任太行特委书记。那时全国各地的集体食堂还没有解散，池必卿陪着彭涛在大寨食堂里与社员们一起吃了顿饭。饭后彭涛高兴地赞扬说：“大寨的饭不错，比我在省里机关食堂里油还多！”可见大寨当时食堂的伙食还真搞得不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