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肚皮吃饭？作为一个翻身农民，陈永贵对于共产党是有感情的，对于党的每一个号召他都从心里拥护，都要积极响应，坚决照办。他没有多少文化，据熟悉他的人估计，他能够认识的字不超过1000个，能够写下来的字就更少了。这样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他的理性判断，使他不可能懂得更多的理论是非。但农民的朴素感情告诉他：凡是上级提倡的，就是对的，就应该照着去办。这成了他的一个特点。他作为大寨村的一村之主，在以后做的许多事情，并不是首先来自大寨村民的意愿，而是来自上级的号召。他认为，上级号召的肯定就是大寨人所需要的，即使一时大寨人得不到实际利益，甚至承担一些牺牲，但那肯定也是为了世界革命，为了亚非拉美人民的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年代。从1957年秋天起，毛泽东就曾多次批评“反冒进”。所谓“反冒进”，就是指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发表的一些批评性意见，采取的一些纠正性措施。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是“反冒进”的一大成果。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在党内一系列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1958年1月，他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提出：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样东西。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反冒进问题，说就是要和反冒进对立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指责，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在这种气氛下，“大跃进”的宣传调门越来越高。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无论是从当时人们的理解，还是党中央所赋予它的确切含义，都是强调高速度。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号召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