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党支部的许多工作能够布置得开，群众能够指挥得动，有时主要并不是靠开会动员，而是靠了干部的率先垂范。
一次村里决定要盖房子。在社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就提出石头从哪里来，怎么往村里运石头的问题。还没等会议统一意见，陈永贵就说：“算了吧，这个事不讨论了，到时候就有了办法。”自从农业社开始，陈永贵在村里就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在开始的时候，也是凭着率先垂范取得的。尽管房子过几天就要动工兴建了，马上就要用到石头，但陈永贵不让讨论，会议也就不再讨论，但大家心里并没有底。
第二天上午劳动，中午收工的时候，陈永贵走在路上，找到路边的一块大石头，把工具放下，叫过一个社员指着那块石头说：“你给我搬上肩。”在那人的帮助下，陈永贵扛起石头往回走，别人看见陈永贵这个架式，也都纷纷找到石头扛了起来。一些走在前面的人这时也只好折回来扛石头，而头一天晚上参加社委会的人们此时方如梦初醒，不得不跟上陈永贵的节拍。团支部由此得到启发，还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并规定了“时不空过，路不空行”的临时制度，上工时“捎带着”担粪，下工时“捎带着”扛石头。当天晚上，陈永贵夸奖说：“孩子们干上来了，老的怎么样？老将上马，一个顶俩嘛！”从此，他们就利用下工的机会，一天每人捎带两块石头，不几天就把盖房子需要的石头都捎回来了。陈永贵面对那堆石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说：“要在会上讨论，怕到现在也讨论不出个办法来。可这几天一不派劳力，二不出工分就把石头搞回来了！”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没有通过会议作什么决定，没有通过干部搞什么动员，没有占用什么劳动时间，完全凭着群众“自愿”就把盖房子用的石头“捎”回村里。这件事后来传到昔阳县委，被作为“身教重于言传”的典型事例而广为流传。
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昔阳县委所说的身教重于言传。陈永贵和他所领导的大寨党支部中的一班人，是否读过孔夫子的书，是否知晓这些古典语录，我们不得而知，但出于中国农民朴素的务实心理，他们在工作中确实在不断实践着先哲所提倡的这种“身教”。
陈永贵从互助组时起，一直坚持着“时不空过，路不空行”。就是到区里、县里参加会议，他也很少空着手去。走的时候，他要么捎上一些村办企业生产的粉条拿到县烟酒公司卖，要么就拉上一车水果先到市场里出售。散会回来的路上，他也总要找点活捎带着做。在一次县委召开的会议上，县领导还公开表扬了他，赞扬他来县城开会还要利用来回的路上为村里办事，说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后一些社长们就留心观察他，看他这次回村捎带干什么。结果发现他早已买好了一头猪正往村里赶。原来最近大寨社委会决定要扩大集体的养猪场，他给村里便买了一头怀仔猪捎带着赶回去。
大寨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事迹引起了昔阳县委的重视。县委发现，除了大寨村，其他两个县里的先进典型——刀把口和白羊峪也有同样的特点，而那些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合作社，大多存在着干部不参加劳动，而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这种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阳县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时昔阳各乡村刚实行集体化不久，干部的比例较大。一个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等，他们都不参加劳动，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危害：一是养的闲人多了，增加了群众负担；二是基层干部却高高在上，不深入生产实际，也就难以指挥好生产。当时群众心有不满，但又不敢公开讲，就凑了一些顺口溜。其中说道：“头等人地边串，二等人打算盘，三等人过阳泉，四等人下河滩。”“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秋收时节地没耕，男女老少一肚气，埋怨干部不上地。”调查中，昔阳县委还发现，在洪水乡的一个村里，由于干部脱离劳动，田间管理松懈，到了秋收季节竟发现有一块地没有下种，搁了荒。这在本来就缺少耕地的昔阳来说，实在不能算是一件小事。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大寨干部参加劳动的好经验自然就容易引起县委的重视，县委还专门为此作出了一个规定，要求全县四级干部都要向大寨、刀把口、白羊峪的干部学习，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使干部参加劳动在昔阳制度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