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寨取得丰收的那一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如何既要圆满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又要安排好村民的生活，是对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农业社社长的陈永贵的一次考验。
1953年大寨农业获得了丰收，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更为明显，陈永贵也就名声在外了。但大寨村里还有人对他不服气。初级社刚成立的那年冬天，粮食已经收下来了，一个在社外的单干户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村里说起了风凉话。他说：“不要再吹农业社的优越性啦！亩产125公斤也值得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还打了150多公斤哩！”
在今天我们听起来，一个人对新成立的农业社有成见说几句风凉话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情，但陈永贵却不这样认为。他知道那个人的地里不可能打下那么多的粮食，他认为那个人说这番话的本意就是向初级社挑战，不承认合作社的优越性。但是，那人毕竟没有直接攻击合作化，陈永贵也不便正面追究他的什么责任。但这难不倒陈永贵。
陈永贵马上召集了全村会议。他先在大会上宣布国家今年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这是一项新的政策，它禁止粮食在自由市场上销售，要求农民要把口粮之外的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国家把粮食的价格定得比较低，以此来增加国家积累，增强工业化的实力。陈永贵当时不可能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了解得这样清楚，但国家要求农民卖余粮这个关键环节他把握住了。他说：“今年，农业社、互助组、单干户都丰收了，这很好！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把余粮卖给国家吧！”
那位说风凉话的人，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撞到枪口”上了。他本来没有产那么多粮食，实际上他的亩产只有100公斤多一点，如果按亩产150公斤卖余粮，就意味着连口粮也不够。这可是涉及到全家人能否吃饱肚子的大问题，于是也就顾不得脸面了。陈永贵后来多次讲到过这件事，说那个人这时的行为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会儿蹲在脚角，一会儿又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还一边作贱自己，说自己的嘴“是坏嘴，是屁嘴”。说这张屁嘴“不值钱，净是胡说”。他一再说明实际情况：“我每亩地的产量，不管怎样也打不够150公斤。”
村里的人爱看热闹，这时都跟着说：“产量是你自己报的，不能有假？就按你说的数字算统购粮吧！”
在关系到是否饿肚子的问题面前，那人只好四处讨饶。他“交待”说：“我自己不入社，还反对别人入社。我是怕入了社吃亏，才这么捣乱。”
陈永贵当然不是真想让那人按亩产150公斤的数量卖余粮，他要做的其实就是要扫除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障碍，完成好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他见“电影镜头”表演得也差不多了，便说道：“共产党从来讲实事求是，反对说谎话。你究竟打多少粮食，一看你的庄稼还不知道？你想把产量降下来，就得挨门挨户向群众认错，由群众讨论处理。”
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但实行统购统销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财经战线上曾经领导了三大战役：第一个战役是稳定物价，第三个战役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个战役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家。粮食问题是历代政府都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锐。建国初期的几次剧烈的物价波动都与粮食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过土地改革和几年的经济恢复，这一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以后，这一矛盾即迅速激化。这一年城镇人口比1952年增加了600多万，农村吃商品粮的人口也增加到1亿人。农民的粮食虽然增产不少，但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粮食都由农民自己消费掉了。由于供需矛盾的突出，加上粮食自由买卖及投机商的扰乱市场行为，使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完成，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当时山西省的粮食市价就高于牌价10%～20%。
为了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粮食问题，陈云提出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的办法，也就是后来说的粮食统购统销，即实行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粮食的办法。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于11月23日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