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决定做最后一搏——“转战”大陆。2001年下半年，郎咸平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没想很快受到媒体、学界以及政府的重视。在其首倡的“研究型报道”中，郎咸平更是集中火力，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发起进攻，说“大家投入德隆的钱是拿不回来的”，并在演讲中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最后一语成谶。郎咸平从此被当作中小股东代言人，博得“郎监管”之名。随后，在其挑起的“郎顾公案”和 “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更是一炮走红。在一股席卷大陆社会各界的“郎旋风”中，郎咸平不仅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也公开喊出了自己压抑已久的心声——“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学者。”“我要当财经界的谢霆锋！”
尽管这场论争最后不了了之。人们至今未看到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合乎程序正义的改革迹象，也没发现郎咸平为真理和良知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到底的勇气和决心。用学者秋风的话说，“现在看来，这场大辩论唯一的效果，是让已经存在的利益和情感分化以极端暴力的语言暴露出来而已，身后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但郎咸平却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他说：“我希望等到自己的历史舞台出现。等到2004年下半年，等到今天等了10年了。这就是强势的话语权，任何人都有这种冲动，只要是人，有理念的人，都会有。你不想把这个国家带想富强吗？我是个普通人，但我也要做一番事业！”“这是我48年人生获得的最大一次肯定。”“最近在中央财大、人民大学演讲后，必须由十几位保安护送上车的景象历历在目。在长江商学院，教完课后，很多学生都上来拥抱我，和我合影，这感觉是激动的。”
显然，这种幸福感是属于郎咸平个人的，而并不属于真正的民众和真正学术良知，甚至这种幸福感的索取途径也遭到了广泛怀疑。2005年1月15日，原新鸿基股票经纪人宋秦在香港起诉顾雏军及格林柯尔，向其追讨1053.3万港元酬金。宋秦称，当年顾雏军入主科龙时面临一些不利的传闻，导致格林柯尔股价下跌。宋秦帮忙介绍自己的老师郎咸平与顾雏军相识。其后，朗咸平在《新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顾雏军和格林柯尔有利的文章，使格林柯尔股价回升。顾雏军因此口头承诺给他1000—2000万港元以作酬谢，但却一直没有履行承诺。尽管顾雏军和郎咸平均对此进行了否认，但郎咸平在《新财富》2002年6月号上发表的《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一文却是事实。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听到很多流言说他太过矫情，只是做做戏给股东看而已。当然，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回顾川普的例子，感觉顾雏军12元的薪酬与川普10美元的午餐费及K-Mart的采购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人们困惑不解的是：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赞赏有加，至少也不是持批评态度，为何郎咸平对格林柯尔的态度最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难道真是因为顾雏军没履行诺言吗？
当然，已经大名鼎鼎的郎咸平可不在乎这些了。小小的质疑无法改变他现在的话语地位。“我今天的话语权已经不单单是经济学界的话语权，而是我讲的话比较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不再像以前。”2005年3月，郎咸平在香港两家媒体上抛出万言书《呼吁港区人大提案保障港商权益——关于成立港人投资权益保障基金的建议》。此“万言书”一出，随即引发质疑：郎咸平到底在替谁说话？郎咸平回应：“我绝不是在为某一阶层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唤寻求一个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环境。”但人们反而更加纳闷了：不为任何群体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家存在吗？
其实，任何一种声音都会有反面的论调，没有争论的声音就不是真正的声音了。问题是这样的声音背后，那个孤独的、纯学术的郎咸平已渐渐远去，一个大众化、功利化、政治化的郎咸平开始慢慢显形。郎咸平说，“我一直做纯学术研究，一直到2001年”。可纯学术之路上的郎咸平孤独得几乎“走到了绝望的谷底”，而放下纯学术的郎咸平反而一夜成名，这到底是学术和学者的进步还是悲哀？郎咸平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读书、治国、平天下”的豪情，也有着林觉民“视死如归”的勇气，但扛着学术大旗主动走近政治旋涡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得到真正的幸福，郭沫若、钱学森……高喊“大政府”、“大集权”的郎咸平会是例外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