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学术之路上的郎咸平孤独得几乎“走到了绝望的谷底”，而放下纯学术的郎咸平反而一夜成名，这到底是学术和学者的进步还是悲哀？
都说学者的孤独是美丽的，是目极千里、思接万载的美丽，是大悲悯，大静寂，大境界。但有一个学者却说，“我没有幸福的感觉。我过得挺苦的，是一个苦行僧”。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郎咸平。
郎咸平是台湾桃源人。小时候的郎咸平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孩子，绝望、焦虑、自卑，成绩糟糕透顶。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就业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他曾因初中成绩太差被分到不能升学的“放牛班”。他说：“其实我18岁之前一直渴望有个女朋友，渴望被爱，但是没有女孩能看得上我。”偶而隔壁班一位学习特好的同学找他借水彩，他都会激动得跟人家握手。大部分人喜欢回到童年，然而他说，“永远不要回到童年，我现在还会做恶梦梦到童年”。
后来勉强考入台湾东海大学，一所不怎么样的末流大学。但大一快结束时，郎咸平突然发力，一跃成为明星学生，之后居然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再之后就是当记者，服兵役和结婚。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郎咸平再次上演了一出人生的“绝地大反击”。他以极差的1640分GRE成绩自费考上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并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金融学硕士和财务学博士学位。其后，郎咸平曾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
在美国，郎咸平先后在一流经济学术期刊发表了20多篇论文（据他说，国外在这些杂志发表3篇论文就可以被评为终身教授），很快崛起为一个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他曾自豪地说：“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
但郎咸平却不喜欢美国的环境——没有发挥的余地。他说：“在美国的今天就能看到退休时的生活，我受不了这种没期望的日子。30多岁我已经是金融学界的世界知名了，怎么到了60岁和当时是一样的？我受不了的。”“这么多年的积累，在美国用不上了。人家发展得太完善了。我对美国了解这么透彻，对世界局势了解这么精辟，我认为我会在中国有一片天地。”
郎咸平其实早就想到过回国。沃顿商学院毕业后，他是第一个回台湾的金融学博士，但去台大申请工作竟然被拒。“我推荐我的博士生去那里教书都没有任何问题，台大只是打死不要我。”“这个社会历来不欣赏这种做派，而喜欢中庸、四平八稳。所以我这几十年走得比较辛苦。”
1994年，他再次选择回国，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财务教授。但香港对他也没有太大兴趣。“香港人只在乎股票赚多少钱、房地产什么时候涨，你在那里谈深层次的理念，人家不想听。”“我自1994年从美国到香港以来，确实放弃了很多，但是一直没有成就感，一直没有人在意我，我过了很多年孤独日子啊。没有人需要你，你连一颗棋子都不是。”
这样的孤独中，郎咸平曾后悔过很多次，不知道这种选择对不对。“当时在想，说不定我应该甘于平淡，在美国做一个程序者算了，不要有什么像理想啊什么的。留在美国，至少有一个学术地位，香港中文大学跟美国比，学术地位肯定逊色。”于是，1998年，郎咸平又回美国呆了一年，但还是不愉快。“又回到了那样没有期望的环境里。在中国虽没有成就，但起码有一个期望在，到了美国，连期望都没有。甚至感到种族歧视。在教书，一走进教室，学生看到亚洲人，说，哦，shit，你心里会平衡吗？我又不是个受气的男人，不想呆在那个国家。”于是又回到香港，但还是没什么发展。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讲完课夹起皮包就走，累了烦了也一个人闷在小小的办公室，没有娱乐，没有绯闻，没有任何别人发出来的声音，会唱的歌仅有两首——《天意》和《无言的结局》，对付压力的主要办法就是睡觉，一次睡六七个小时，接连睡上两天。“2001年，已经走到绝望的谷底，说不定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郎咸平对这种孤独生活几乎厌倦透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