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说，经济学家不是经世济民的奇才，当经济学家说话时，他总是想从对方口袋里捞取多一点的利益。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1997年也指出，“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言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
按照大师的观点，剥掉“公正”和“良心”的面纱，出现的是这样一个郎咸平：一个从美国归来的财务学教授，一个把自己定位于“往内地发展”并期望有所作为的经济学家。如果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学者，“在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期刊有着20篇论文”的郎咸平完全没必要别妻离子，回到香港，并“往内地发展”。郎咸平把目光投向内地，显然有着超越学术之外的动机和目的，而绝不是简单的“公正”和“良心”。
郎咸平因批评德隆和为广大中小股民说话，在内地初展头角，“郎监管”的名号也随之而生。但到底该把自己定位为“民企代言”还是“民企杀手”？郎咸平当时的想法似乎并未成熟。《上海侨报》一位记者指出：“2003年夏天，记者在成都采访郎先生后，曾撰文《郎咸平：中国证监会正对德隆系展开全面调查》。文章发表次日（2003年7月19日星期五），股市暴跌。市场一度评价与该文有关。郎随后约见记者，称自己遇到很大‘压力’。如何消除文章影响？郎直言‘改口绝对不行’，必须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但应有所善后，并进一步解释‘我希望在大陆有进一步发展，不愿结怨太多’。随后，各界纷纷避谣，郎亦通过某报发表澄清声明。原来，郎监管的‘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以何为限？以如何有利‘发展’为限。”
后来便出现了仰融事件。也许正是这改变了郎咸平的“定位”。仰融事件让郎咸平一度被置于尴尬的境地——辽宁省政府根本就不理他，这使得他最后不得无奈退出，而仰融最后的起诉失败更给了他沉重一击：帮助民企同庞大的政府机构博弈，实在太难，而如果转身投向政府的怀抱或者同强大的国企“握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郎咸平此后在内地发布的一系列文章，明显转调——他开始频谈“国事”，并对权威控制和“大一统”政治表达出极大的兴趣和眷恋。什么《国家没有经济的发展，何来真正的民主》，什么《建立全民纪律才是强国的关键》，等等。他说：“香港老百姓在英国人高压统制下早就习惯没有民主的日子，也就是港人从来没有追求民主的传统。既然香港的繁荣和民主无关，今天港人追求民主的做法就失去了正当性。因此我认为中央政府反对香港政改的理由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民主必须循序渐进等。”他说：“我们今天需要的并不是如同电视剧《走向共和》中革命志士抛头颅撒热血所追求的宪法及议会制度，我也不认为是钱（钱乘旦）教授所谈及强国的三个总结，我认为强国的根本或者说充分条件在于——纪律。”……此时的郎咸平似乎不像个来自香港的学者，而是一个内地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
财经作家袁卫东把“郎咸平现象”称为“来自香港的测试”，是张五常、张化桥、梁定邦、史美伦“现象”的延续。这些来自香港的人物，都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可以在两个体制的世界中穿行的自由，直率地发表了批评大陆的意见，赢得了空前追捧的热潮，也掀起了空前的大争论。而相对张五常、史美伦等的最终沉寂或离去，“郎咸平的出现，似乎为这一波香港潮流注入了新的内容。人们关注着，那些原本想要‘改变中国’的香港声音越发地现实了，或许他们已悄悄转向‘在中国的改变中获利’。”
或许，这才是“民企杀手”郎咸平最本质的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