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最后的起诉失败更给了他沉重一击：帮助民企同庞大的政府机构博弈，实在太难，而如果转身投向政府的怀抱或者同强大的国企“握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其实，20年的中国市场化革命用成和败的双重实践结果已经证明：中国国企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效率问题，而是“游戏规则”本身的问题，那些香港股市上效率好的国企的背后，也并不是本身的自由竞争力强，而是资源的垄断程度高。国企的产权改革不容怀疑，产权改革只能进，不能退。不消除这些长期在“双轨制”特权中扩张的经济力量，就无法突破政府、国企、金融三位一体的本质，也无法真正将政府从政企关系中解脱出来，制定真正富有现代精神的市场规则和民富战略。而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中国民众，这才是最大的公平。
至于“国资流失”，自然是必须要严堵的黑洞，但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在强化监管，让交易阳光化、给民众以话语权等问题上“亡羊补牢”，让产权找到合适的“归宿”。这才是一个“转轨”国家的理性选择。而更理性选择还在于：创立一个自由企业可以生存和成长的体系，而不是相反。在这两者上，我们似乎都做得不够。一方面，是“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国资流失”；一方面，是政府权力对民间资本的无形压制和吞噬。而后者比前者更甚，危害也更大。
来自“自由世界”的郎咸平其实很清楚这一切。2003年，当仰融把辽宁省政府告上了美国法庭，并请郎咸平出任“独立第三方”从中斡旋时，郎咸平二话没说“欣然同意”。显然，仰融是希望郎咸平以自由学者的身份为其代言，而郎咸平则表示：“我希望通过仰融的案子，建立中国第一个案例而为今后的类似案件提供解决的方法；更准确地说，通过此案例清晰地界定产权，建立一套有利于政府和民企双方的沟通机制。”这时的郎咸平，显然也希望做一个内地民企的“优秀代言人”，并发出了一系列为民企鼓与呼的声音。他说：“企业有效率经营确实不容易。”“仰融离开后，华晨去年业绩下降了28%，这对于所有股东来说都是损失，如果能够更加清晰的界定产权，提高经营效率，那么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好事。”“当然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一笔100元资金就没有仰融以后的事业，但是这个说法就严重低估了企业家的价值。由于企业家的价值甚难估计，因此任何行政与司法决策对于企业家都是不利的。”他还举了国有资本开头后来不断发展的例子，来证明仰融的作用，并且认为华晨汽车可以采取引进遗产税的办法进行和解。
但一年之后，面对着张瑞敏、李东生，郎咸平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不再提及张瑞敏、李东生做为优秀企业家的价值——尽管这些在国外是被视为最宝贵、稀缺的资源，“仰融个人可以在国有企业里占股份，甚至占大股，向政府交纳遗产税就行了”的说法变成了张瑞敏们是“保姆”的论调。他还摆出一副“大开杀戒”的姿态：“我研究的还有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南京斯威特、复兴集团，估计一些人听到消息后要开始发抖了！”
是什么让郎咸平一年间竟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论调？是什么让他从“民企代言”一夜间摇身变成了一个磨刀霍霍的“民企杀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