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以猛撕“国资流失”黑幕而披上了“良知”和“道义”的面纱，而在这面纱之后，他已悄然使出“乾坤大挪移”，将“产权叫停”列为了其核心命题。
许多媒体把郎咸平描述成“中国财经界的鲁迅”，“皇帝新衣里的小男孩”，把他掀起的论争概括成“一个来自香港的自由学者对中国大陆无数御用经济学家的挑战”，个别媒体还把郎咸平推上“良知”和“道义”的“神坛”。如此“定论”，不仅再次证明了郎咸平利用媒体和“学术自由”的手段之高明，也同样证明：郎氏论争的核心命题并未被许多民众和媒体所真正理解，而他却巧妙地赚取了民众和媒体的高额支持率。
其实，在郎咸平“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顾雏军”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并无多大意见，所以也没有赞同与否的声音出现。用吴敬链的话说：“我对郎教授批评的这几家企业并无很深的研究，无法做出赞同与否，但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但吴敬链最后话锋一转，明确表示他不同意郎咸平“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而张维迎、张文魁、周其仁等“反郎”派的立场也基本一致：承认“国资流失”，但坚拒“产权叫停”。郎氏论争的分水岭也就出现了：在“国资流失”问题上，无人反对他，但在“产权叫停”上，他几乎遭到了大陆主流经济学家的一致反对。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郎咸平以痛斥“国资流失”、揭批张瑞敏、顾雏军等背后“黑幕”而迅速窜红，获得了媒体和网民的欢呼，但郎咸平批评的火力却并没有停留于单纯的“国资流失”，而是最终落在“产权叫停”的目标上。也就是说，郎咸平以猛撕“国资流失”黑幕而披上了“良知”和“道义”的面纱，而在这面纱之后，他已悄然使出“乾坤大挪移”，将“产权叫停”列为了其核心命题，郎咸平的炮口也不再对着顾雏军，而是那些主张“产权改革”的学者和企业家，并把他的“论敌”不是视为“侵吞国资者”就是“侵吞国资者的合谋”，火力不可谓不猛，出手不可谓不狠。
郎咸平在猛烈的“产权叫停”中，似乎终于找到了斗争的真正快感。正如其所说，他常回忆起30多年前，他，一个生活在底层、大部分科目不及格的台湾少年，因为老是受到高年级同学欺侮，竟拜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从此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并有了大名鼎鼎的绰号——“西门町之虎”。这位“西门町之虎”的反抗和好斗本性在30多年后的中国大陆找到了施展的舞台，并为之而津津乐道时，他却不知道，30多年前，和他同龄的大陆青少年却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无奈地荒芜着青春和学业，30多年后，这些或成为张维迎或成为顾雏军或成为唐万里的人对那段“红色的记忆”仍然不敢回首。对中国政治和国企的改革历史缺乏感同身受让郎“停止产权革命”的叫喊犹如空中楼阁，不是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就是似是而非的政治语言。
郎咸平说：“国有资产是谁的？你的，我的，全国人民的。”这样的论调显然没错，就像无数的国企领导人口口声声喊“为人民服务”一样没错，问题是，在这一大而空的论调下，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国有企业搞不好，并不是因为所有人缺位，而是因为国企领导人缺乏信托责任。好一个“移花栽木”的推理逻辑！从西方归来的郎咸平不可能不知道，信托责任在西方社会之所以神圣并灵验，因为它建立在产权私有基础上，只有在产权界定明晰的基础上才能衍生出信托责任的问题。而中国呢？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这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委托人的国企体制，使得国企领导可以享受“信托的权利”却不必履行“信托的义务”，腐败和低效自然随之而生。郎咸平非常推崇青岛啤酒的国企模式，并把金志国做为有着信托责任的典型加以推介。而金志国却不以为然。他说：“国有资产流失除了郎先生提到的在国有资产转让和出售过程有可能低价出售国有资产，还有其他几个主要表现形式。如：一些地方由于“区域利益”作祟，盲目引进，重复建设，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其实，几十年来，比缺乏“信托责任”更可怕的是，腐败和权力一直在暗中“侵吞”属于老百姓的国资，其数量远远大于改革中明显流失的国资。这一点，郎咸平似乎视而不见。如果叫停改革，重新回到郎咸平的“大国企”理想里，岂不是要人们重新回去吃“大锅饭”？而这，已经是数十年体制改革宣判了的错误。
郎咸平说：“属于国家、属于老百姓的国有资产现在正最后一次地被瓜分掉！他们现在使用的是两种办法：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第二、制定价格的特权。”这话也没有错，按照这话的逻辑，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如何使法律不缺位，如何使制定价格无特权。但郎咸平并没有按逻辑往下走，而是刀锋一转，把矛头对准企业家：“所以，今天必须唤起全民意识，阻止最后一场在这‘国退民进’盛宴上狂欢的资本家。”郎还指出，“国退民进”是大陆经济学家拍脑袋拍出来的结果，是学者、学界与企业共谋的结果。其实，谁都知道，制定价格的特权握在政府官员的手里，而并不在学者、学界与企业，资本家之所以能在“国退民进”盛宴上狂欢，是因为官商勾结，暗箱交易，监督缺位，而国资的所有人——全民，却并没有话语权。这些，郎咸平照样视而不见。他可以大声吆喝着棒打顾雏军，却不敢多问一句：是谁让顾雏军的“七板斧”所向无敌？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勾结和黑幕？
至此，我们就不难明白郎咸平的真正用意：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从对“国资流失”的揭批转移到对“产权改革”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止步于现实政治。不仅批评在这里止步，而且眷恋从这里开始：“我追求的就是大政府，就是集权。”“我发现香港上市的国企的回报率比民企高。”至止，大声追问公平、标榜“学术尊严”的郎咸平，早已离公平和“学术尊严”越来越远。因为脱离现实政治土壤和更深的社会根源，公平何谈？尊严何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