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非此即彼、一棍子打死的骂人逻辑已没有了一个财务学教授的严谨，失去了“学术自由”的平常心。
2004年8月3日，复旦大学讲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质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即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在“国退民进”中侵吞国家财富。一场席卷全国的争论，由此发刃。
而发刃的根源，显然是因为“学术尊严”和“学术自由”，而并非郎氏观点的新颖。
在此之前，郎咸平已“三叩TCL”，质疑TCL“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四问海尔”，质疑海尔正进行着“曲线MBO”。这两大质疑的砍刀刀刀落在“国资流失”上，但由于李东生和张瑞敏的刻意回避，使得刀落处，除激起了证券市场的一定风波外，并无多大杀伤力。
在此之前，关于“国资流失”的问题曾一度被学者和媒体提及，武汉冠生园等“国资流失黑洞”曾频遭揭露，MBO也曾被叫停过。
要是没有顾雏军的怒目相向，把“郎顾之争”公开并尖锐化，也许郎氏的质疑像石头遇到李东生和张瑞敏的棉花，并无多大反弹。可顾雏军不但不做棉花，反而举起了更为锋利的砍刀，指责郎咸平对其造成了诽谤并发出律师函，扬言“采取包括法律程序等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声誉”。不料，此举正中郎咸平“下怀”——这个一直等人“过招”的“孤独教授”终于有了对手。他立即北上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这封律师函，不仅声明“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并且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他说：“我以及学术界绝对不会接受企业家透过任何方式以威胁的口吻践踏以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为本的学术尊严与自由，这一点是我今生奋斗的目标。”
郎咸平年轻时做个两年记者，自然懂得如何利用和迎和媒体。在他煽情的“发布”下，“郎顾之争”顿时演变成一场对“学术尊严”的践踏与反践踏战，郎很快以代表“公正”和“良知”的立场赢得了广大网民的支持。郎还因势利导，由点到面，把对顾雏军的批评和对TCL、海尔的质疑串连起来，转向更广阔的战场——对“国资流失”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事实上，与顾雏军的交锋并不重要，我现在最关注的还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他还振臂高呼：“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把“战帖”撒向了广大的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上，郎咸平上台的第一句话便是公布他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吴敬链、张维迎等。郎的逻辑简单明了：你们不来就是不支持我嘛。为什么不支持我？反对我？反对我就上来论战嘛。于是，一场“郎顾之争”迅速演变成大陆学界关于国资流失、产权改革是否要叫停的大争论。
梳理这场被称为“郎咸平VS成千上万的嘴巴和脑袋”的学术论争，我们不难找出这样的“郎氏脉络”：以“学术尊严”应对顾雏军，以“学术自由”挑战众学者，以“学术良知”激起广大网友和公众对其的支持和“助战”。
坦率地说，郎咸平以学术的名义掀起一场关于中国产权改革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大讨论，无疑是一件大大的幸事。他无情地撕开了社会腐败和不公平的腹腔，把“国资流失”这个并不新鲜的观点化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让广大民众所熟知：属于你属于我的资产在流失，并进而加入更广泛的网络大讨论。他公开地把“学术良知”置于社会大众的眼球之下，使之走出书斋并试图成为博弈企业、影响决策的有效力量。然而，由于郎咸平的急功近利和过于明确的目的性，我们又不无遗憾的发现，这场定位于“学术自由”的大讨论和“学术自由”的本位渐行渐远，郎本人也在这场讨论中开始了无形的嬗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