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意义上讲，叶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型企业家，而是一个高明的红顶商人和公关活动家，她的激情和业绩都在灵活的机会主义土壤上开花结果。”
叶莺与柯达的结缘始于柯达公司的总裁是裴学德先生。在没有做柯达公司的总裁之前，裴学德是摩托罗拉公司的总裁，他曾邀请叶莺加入摩托罗拉，遭拒绝。当时刚被美国政府任命为公使衔商务参赞的叶莺说：“不可以，我必须要到北京去接受我的挑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性接受过这个位置，我不要让人觉得我是临阵逃却，我必须要去面对。”叶莺在公使衔商务参赞位置上也一路顺风顺水，做得十分出色，她的那辆车牌为“使·0004”的坐骑能自如地出入包括中南海在内的中国中央各大机构，其政府关系可见一斑。后来，裴学德加入了柯达，并再次相邀，叶莺没再拒绝。
尽管叶莺一再声称其加盟柯达是受柯达的“性感”诱惑，与自己的政府关系并无关联，但“此地无银300两”，叶莺的政府关系显然为98协议的最终出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98协议的谈判本身就是一起的堪称经典的政府关系运作。谈判历时了4年之久，项目涉及6个省份（辽宁、河北、天津、上海、福建、广东），10个城市和4个部委（国家计委、化工部、轻工部、国家外经贸部）。其中政府公关的技巧，在业内人士看来主要有两招：第一是在柯达的努力下，1997年中央政府为此项目专门成立中央协调小组，由“两委三部”的政府官员组成，当时的副总理吴邦国任协调小组组长；与此同时，受柯达委托，由外经贸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撰写的“柯达全行业合资”模式的研究报告，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界、学界对这种模式的疑虑。可以说“98协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公关定乾坤”，而公关的成功，则在于柯达找到了深谙中国政经精髓的叶莺。
清楚了这点，就不难明白叶莺此后在经营柯达（中国）的一系列特色之举：柯达专门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专攻政府关系；2000年，在厦门召开的柯达内部工作会议上，柯达将“发展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列为中国策略中最重要的一条；自己之外，叶莺还请了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前外交官安凯彬（Christopher Adams）担任柯达中国公司首席代表，和她一起来打理中国公司的事务；叶莺先后荣升为柯达亚太区主席、柯达全球副总裁，但她始终没放弃一个职位——兼任亚太区对外事务部经理。叶莺深知，在“渐进式”的中国经济改革中，跨国公司要顺利拿下中国市场，还得向中国政府要，而政府又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个个握着权柄的官员组成，政府关系其实又是一种官员关系……这种对中国特殊政经生态的把握和良苦用心，不仅使柯达只要了几年时间就攻下了中国市场的大片河山，也使叶莺被誉为跨国公司中“在中国做政府关系的第一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