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汉卡已经成功，只是利润太薄。把人家进口来的微机再倒卖一手，也赚不了几个钱。于是，柳传志和李勤便设法直接进口微机，插上汉卡一同卖。柳传志跑到深圳去开辟微机来源，李勤跑到科学院去借钱。在得到18个领导的签名之后，终于拿到300万元。急忙把钱汇到深圳，微机却不见踪影。一个又一个电话打将过去，方知钱被人拐走了。柳传志当场红了眼，坐飞机直奔深圳，直奔那家伙的家，在门口一守就是几天几夜。“当时拿块砖拍他脑袋的心都有，那是300万啊！”几天后那人终于出现了，见柳传志红着眼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笑道：“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你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
几天后，期待的微机终于运到北京，李勤一高兴，突然瘫在椅子上，落下心房纤颤的毛病。柳传志开始是头晕，接着便失眠，日夜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突然惊醒，满心恐惧，心跳不止。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无法支撑，不得不提出辞职，住进海军医院。医生诊断说他神经系统紊乱，也许是美尼尔症的前兆，却无法解析病因。其实柳传志自己最清楚，“这是吓出来的！”
更恐怖的还在后头。自1987年开始大规模生产汉卡以及代理AST微机以来，公司就不断地和海关打交道。柳传志尽管不肯走私，但却默许进出口部的总经理和走私者打交道，购买他们手里的“私货”而不问来路。2年之后，柳传志用自己的“联想微机”成功取AST微机而代之，实现了自己的“曲线救国”愿望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广东高要马安科学器材服务公司”被工商局查封，其总经理宋哲也因涉嫌走私被广州公安局越秀分局拘留。警方顺藤摸瓜，查明宋的货物中有相当部分被柳传志的手下人买去，进而成为“联想式汉卡”以及“联想微机”的配件，总额超过1000万元。
柳传志似乎听到了监狱的召唤。这些年他肩上的“劣迹”不算少：为了打通给产品销售的障碍，给关系户送礼，这责任他担了；为了逃避奖金税，拿支票套取现金来给员工发奖金，这责任他也担了；为了躲开国家的外汇管制，拿人民币到黑市上去换外汇，这责任他又担了。但这一次，他怀疑自己陷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也许真的担不起了。
想起许多年来经受的艰难、压力、屈辱和损害，柳传志不禁悲从中来，提笔给中科院领导周光召、胡启恒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倾吐了自己的委屈、想法和梦想。幸运的是，周光召、胡启恒不仅很快回了信，而且都不认为柳传志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至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即将走进监狱的罪犯。也许事情本身就没有那么严重，也许法律意识到当日国家的实情而对他网开一面。柳传志最终只是经受了一次心灵的大煎熬
很多年后，柳传志有机会走进中南海，当面向当时的国家总理朱容基讲述企业经营者的艰难，说他时刻处在巨大的“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中，实在是一句发自肺腑的辛酸话。柳传志崛起于他的时代，也最终局限于他的时代；他收割了“联想教父”的鲜花，也落下了“彻夜难眠”的病症。或许，这才是柳传志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的深度根源，是联想未来之路上的“先天不足”和“营养不良”，是中国本土商业力量能否真正成熟、壮大、繁荣的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