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1984年11月，11位“创业者”在这里召开了公司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些人都来自计算所，都是“人到中年”，40岁的柳传志还是他们中的最年轻者。这些知识分子开了半天会，也吵了半天，最后确定了公司的名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但对于公司到底往哪里走，其实谁的心里都没有谱。1984年12月4日，公司第一批任命名单确定，王树和为公司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为副总经理。王当时是科技处处长，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为让这些体制内的人员放手去干而又无后顾之忧，曾茂朝一方面把三项关键性的权力交给公司——掌握财产的权力，人事任免的权力，经营决策的权力，一方面又特别承诺：所有为公司工作的人，可以不必脱离计算所的人事名册，继续由国家财政拨付公司。王、柳、张的任命后面还全都附加了一个括号，王的扩号里为“正处”，柳、张的扩号里为“副处”。
虽然柳传志们一开始脚踩两只船，既享受体制内的种种好处，又有着体制外的运动空间。但对于如何掘得“第一桶金”，大家都像无头的苍蝇一样找不着北。先是倒卖电子表，旱冰鞋，还有运动裤衩和电冰箱，然后又筹划着倒卖彩色电视机。结果不但没赚到钱，20万本金一不小心被骗走14万——在倒卖彩电的过程中，把钱汇过去后，对方却没了影踪。这一打击，让王、柳、张“三人核心”悔恨之余，更加没了头绪。直到后来，他们发现倪光南手里有种被人们叫做“汉卡”的“神奇东西”，公司的未来之路才终于明晰起来。
柳传志闻讯找到倪光南时，已是1985年年初了。当时，个人计算机的历史已有10年，中国人手上的“汉字系统”已有十几种。倪光南的“神奇东西”只是当时众多汉字系统中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在于他的“联想功能”。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汉字系统。譬如操作人员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即出现“记者”、“记录”、“记载”等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再按一下键盘，就输出一串汉字。这无疑是“汉字系统”划时代的进步，因为那时候汉字输入技术中还没有把词组甚至整句话一同录入的概念。当时，倪光南已将这一技术以“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命名，并迫切希望变成产品卖出去。柳传志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他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倪光南开出不做官、不开会、不理睬记者的三个条件后，带着他的“LX-80”毅然投入到了公司当中。
1985年6月25日，第一批生产出的汉卡被送到北京市计算机展览会上，当天就收获3500元现金和55万元汉卡定单，这让公司上下兴奋不已。在这种喜气中，柳传志不仅威望与日俱增，而且于1986年7月取代王树和的位置全面执掌公司，王则回到计算所做所长助理。与此同时，柳传志挖来的李勤出任副总经理。李为人豪放，精于管理。倪、李的出场，让柳传志找到了双翼丰满的感觉。
但前途依旧坎坷——柳传志一直对代理IBM微机的生意寄予厚望，汉卡的成功让公司与越来越多的客户建立起联系，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国外的微机卖出去，由此大捞一笔，但公司却没有“进口许可证”。这让柳传志很是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去寻觅手上有“许可证”的人，结果找到了香港中银集团。公司代理业务的第一个机会来自国家体委信息部的一个叫王柯的小伙子。王说体委想买12台IBM微机，还答应与柳签约。可待柳传志赶到国家体委时，才发现王柯虽是计算机的真正用户，但购机还须体委财务初处长的批准。待打通第二道关，又发现体委用来购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不料“中仪”的业务员一听柳传志是“代理”就火冒三丈，“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我实在受不了了！”很多年后，柳传志依旧对这个场面记忆犹新，“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的人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柳传志感到自己的尊严在遭受践踏，但这份践踏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意志：这买卖我非做成不可。他放下公司的所有工作，去打听那小伙子是什么来路，结果竟找到了他的同学来穿针引线。柳把一口恶气咽进肚里，想方设法叫他开心，陪他闲聊，请他吃饭，给他换外汇——最后，“这单生意楞叫我给做成了。”柳为此充满了自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