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班才知道，所谓《欧洲时报》是一份华人报纸，并不是多大的媒体，报社也没有我想像中的高楼大厦，只是接近郊区的几间小办公室。我必须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赶最早的一班地铁，从始发站一直坐到终点站，然后换乘巴士再坐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晚上下班后，我还要去语言学校读法语，并同时在一家夜校学习服装工艺，我必须尽快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再说我从小心灵手巧，爱自己做衣服，现在终于有机会到时尚之都，怎么舍得放弃这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投入了进去。一般下课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疲倦常常令我到合衣而卧就能立刻入眠，甚至连盖上被子的力气都没有；清晨，天才蒙蒙亮，就又要在闹钟声里惊醒，急行军般的赶往地铁站——那是一段“朝五晚九”的日子。
清晨五点，天仍是黑，只是透着一点点微蓝，月亮还没有落下去，还看得到天上的星星。晚上九点，天已全黑，星月依旧。我就这样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国度里披星戴月的去，披星戴月的回。时间仿佛不再流淌，“朝五晚九”的生活让我一直生活在黑夜里，感受不到白昼的温暖与明亮，但我还是快乐的，因为我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的室友是一位法国女子，生得算不上美丽，有着法国人的自由、浪漫、激情、洒脱。她原本学绘画，供职于一家杂志社，因此就有着艺术家潦倒的特质。她的衣柜里只有一件白色衬衫、一件毛衣、一件皮夹克和一条牛仔裤。裤子脏了她就洗，等干后再立刻穿回身上。常年是一件白衬衫和牛仔裤，天气凉了就套上毛衣，冬天就干脆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身上。有一次她来找我借裙子，她说她要换工作了，她要去一间幼儿园做老师，不可以再穿得那么邋遢。我打开衣柜让她选，每一件她都爱不释手，最后选中了一件豹纹的连衣裙——直到我离开法国，她都没有还给我。
她有一台小型的简易式塑料洗衣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洗衣机。我兴高采烈地把上海带来的雪莲牌羊毛衫放进去，然后放进去一整块力士香皂。在那个年代，力士香皂在国内还是何等的奢侈品，它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是直接和资产阶级划等号的，所以要偷偷用，但它的它的香味那样浓郁——在一楼洗澡，三楼都闻得到——这还不令使用的人诚惶诚恐，小心翼翼？！我把衣服放进洗衣机就出去了，等我回来时，一打开盖子，浓郁的芬芳迅速溢满了整个房间，我满怀期待地把衣服从里面拿出来，惊呆了，毛衣居然成了“婴儿服”——缩水了！我心痛不已，要知道，那些可都是在上海时二十元一件买来的毛衣啊！第一次用洗衣机就给我留下了黑色幽默式的回忆，后来的很多年，每每想起，我仍是含泪微笑。
一个月很快过去，室友喜欢养花，客厅里摆放了许多盆花，为让花儿在寒冷的冬天里也能健康温暖地成长，她将电热水汀昼夜开着，朝五晚九的我没有分享到花儿的任何福荫，却要分担一千法郎的电费。拿到电费单，我当即就被吓傻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法国的电费是如此的昂贵，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我和她的经济状况仅仅是温饱水平，她怎么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侍弄那些花草，难道她想为了那些花草让两个大活人跟着挨饿吗？法式的浪漫过了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立刻可以把原本就脆弱得不堪一击的我推向绝境。
我一个月的薪水是二千八百法郎，房租去掉一千五百法郎，电费去掉一千法郎，我还必须支付时装设计学院的学费。可是，光是一本教材，就要一百多法郎，地铁月票和公车月票合计六百法郎，这样一来，我立刻陷入了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悲惨境地！
开始的一个月，我拿出法国朋友临去北京前馈赠的二千法郎来填补漏洞，涎着脸向报社刚认识的朋友借。我的三餐再也不敢奢求牛奶和面包，日用品的需求也降到最低。我选择最便宜的食物：八十法郎一百包的“出前一丁”方便面，到期的鸡蛋。早上一个鸡蛋，中午晚上吃泡面。肥皂、洗发水我都舍不得买。
但是我没有削减学习的开支，我想只有提高自己的层次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为了脱离窘境，不能逃避，只能尽快再尽快地迎头赶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