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怎么拼？”
“FELDMAN.”
“噢，费德曼，他是犹太人吧？“
查特顿扔掉电话。
另一天，他又接到了一个操着德国口音的人的电话。
“你们惊扰了这些沉睡的战士，”他说了这些后就挂断了电话。
查特顿仔细研究他听到的所有故事，有些故事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有关潜艇艇员渗入美国社会的故事让人感到很恐惧。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潜艇的艇员才会踏上美国国土，其中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渗入美国社会进行蓄意破坏或充当间谍。潜艇的编号确实标示在指挥塔上，很多潜艇的图片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在二战开始之后这些编号都被擦除或被涂料覆盖了，因此查特顿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可以帮助他解开潜艇之谜。
柯勒也接到了很多电话，因为有些报纸的报道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像查特顿一样，很多人打电话给他声称有亲戚在50年前击沉了一艘潜艇，他还接到了很多收藏家的电话。
“潜艇上有艇员的尸骨吗？”一个人打电话问道。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柯勒说道。
“我想买一个纳粹的头骨。”
“我不干这个。”
“我花两千美元买一个头骨。”
“我告诉你了，我不干这个。”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打赢了。你是不是纳粹狂热分子？”
柯勒发现这些所谓的收藏家很快就会被他激怒，于是他学会在他们生气之前就赶紧挂断电话。
除了这些信件和电话外，查特顿还收到了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来信。信件是一个名为迪埃特·莱昂哈德的德国海军上尉写来的。信的开头措辞非常诚恳，他承认查特顿发现潜艇的事实，并提出要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帮助。但是在信的最后，莱昂哈德清楚地阐明了德国政府的立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有对潜艇的所有权，无论其目前位置是否在本国领土或海域范围之内。沉没的潜艇原则上被视为“阵亡海军烈士的墓葬地”。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本国政府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到沉船上潜水或探险。为保存烈士尸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严令禁止对二战潜艇任何形式的侵犯。如有违反，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
查特顿拨通了信纸上留的电话，电话被转给了莱昂哈德。查特顿告诉莱昂哈德，他已经收到了来信，并对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莱昂哈德表示他很乐意提供帮助，然后查特顿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你们知道这艘潜艇的确切身份吗？”
莱昂哈德说遇到类似情况，德国政府通常会求助于库克斯－阿尔滕布鲁奇潜艇档案馆的霍斯特·布雷多。他告诉查特顿与这个人取得联系的方式。然后，莱昂哈德重申了他在信里提出的要求——德国政府不允许他们继续到那艘沉没的潜艇上勘查。
“你指的是哪艘潜艇？”查特顿问道。
“就是你们找到的那艘，”莱昂哈德回答道。
“好吧，请说出那艘潜艇的具体名称。”
“我不知道。”
“那么说出它的具体地点，”查特顿继续说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恕我直言，”查特顿说道，“我非常希望能够尊重你们的意见。但是你们根本不知道这艘潜艇的身份，因此你们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的目的就是要查明潜艇的身份，找回原本应当刻在墓碑上的名字。我会继续去勘查的，直到我弄清楚为止。”
“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查特顿先生。我们不希望任何潜水员再到潜艇上，上面可能会有艇员的尸骨，我们不希望他们的尸骨受到侵犯，也不希望沉船遭到亵渎，”莱昂哈德说道，“我们决不能容忍、也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可以理解你们的立场，我也决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查特顿说道，“我一定会考虑周详，会充分尊重潜艇的尊严，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现在，查特顿已经完全明白了莱昂哈德的立场，他不可能正式表示同意潜水员去勘查被视为战争墓地的潜艇。但是查特顿知道莱昂哈德——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平静愉快的语调——不会找他们的麻烦，只要他们在勘查潜艇时抱有足够尊重的态度。两人互致谢意，然后结束了通话。
在查特顿听到第一个故事后的一个星期，查特顿开始整理几条有价值的线索。第一个线索来自哈里·库柏，“国际猎鲨组织”的创始人和主席。这个组织位于佛罗里达，他们的宗旨是“全身心致力于德国历史的保存工作”。查特顿收到了他们的时事通讯，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章和情绪高亢的呼吁口号——这份自制的出版物内容非常广泛：采访、历史、社论、评论，甚至还时不时穿插一些广告。尽管这份通讯看上去制作粗糙，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却遍及各个领域：美国历史学家、前潜艇艇长和艇员、教授、美国海军老兵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库柏邀请查特顿参加国际猎鲨组织，他说这个组织和各个领域都保持着深入的联系，一定可以为解决潜艇之谜提供帮助。库柏提出了之前从未有人提过的问题：潜艇上有鞍式副燃料箱吗？潜艇尾部有一根还是两根鱼雷发射管？这些答案在潜水时是很容易找到的，库柏解释道，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判断出潜艇的型号和开始航行的大致年代。查特顿决定下次潜水的时候寻找这些答案，然后告诉库柏。
一天一个人给查特顿打来电话，他说他1942年时候驾驶小型飞艇击沉了一艘德国潜艇。如果是一个月之前，查特顿肯定会认为这种说法荒诞无稽。但是根据他近来的研究，飞艇很可能成为击沉潜艇的有力武器，而且在东部海岸飞艇经常被用来为船只护航。在二战的某个时期，有大约1500多名飞行员驾驶飞艇。飞艇上配有复杂的反潜艇装备，飞艇甚至可以与浮出水面的潜艇对抗，在一次类似的战斗中，飞艇从空中降落下来重创了一艘潜艇。于是查特顿认真地听着电话。
“我已经老了，脑子不是很清楚，”这个人说道，“我记不清太多的细节，但是我记得我用飞艇击沉了一艘潜艇。”
“接着说，先生，我在听，我对您提供的消息非常感兴趣。”
“当时我们驻扎在新泽西的莱克赫斯特，我就在那附近攻击了那艘潜艇，我用深水炸弹把它炸沉了。不好意思，我只能记得这些了，我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查特顿将他所说的话记录在便签纸上，然后准备到海军历史中心去找所有关于飞艇在这一水域击沉潜艇的记录。
一天早晨，查特顿开车来到新泽西孟莫斯县的厄尔海军武器站。他将沉船的录像交给那里的军火和炸药专家。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录像，彼此讨论，使用各种专业术语，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潜艇控制室的损伤看上去是由爆炸造成的，而不是碰撞造成的；
——潜艇受损的形状和方向显示爆炸来自潜艇的外部；
——导致潜艇创伤的武器威力远胜于深水炸弹，深水炸弹是盟军经常用于对付潜艇的武器。
查特顿仔细做着记录。他请求专家推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器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伤。
“我们也无法确定，”其中一个专家说道，“如果非要我们推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是由鱼雷直接攻击导致的。”
鱼雷直接攻击？在回家的路上，查特顿在脑海中反复思考着这个可能性。那么是谁发射的鱼雷呢？如果美国潜艇击沉了德国潜艇的话，所有的历史书上都应该有记载，而且在沉船附近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战事。难道是另一艘德国潜艇误伤了自己人？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但一般都是在使用狼群战术时才会发生——多艘潜艇同时攻击敌船——没有任何记录证明在这一海域曾采取过狼群战术。然而有一点现在已经明确了：认为潜艇是受创后逃到此地的说法被排除了——莱格和有些潜水员持此种观点。查特顿认为，潜艇目前所沉没的地方就是当初它受到攻击的地方。
《纽沃克星定报》报道此事一个星期后，查特顿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信息。但是没有任何一条信息可以使调查工作有突破性进展。
在莱格家里，莱格和查特顿接待了格里高里·韦登菲尔德少校，一位民间空中巡逻队历史学家。他通过一家报社的记者与莱格取得了联系。查特顿曾听说过民间空中巡逻队，这是1941年由纽约市长费奥雷罗·拉·高尔迪亚和其他民间飞行员组织的一支飞行员队伍，他们驾驶小型私人飞机为航行船只提供协防。当时几乎每晚都有店员、会计或牙医在纽约或新泽西海岸的上空飞行巡逻，他们使用绑在机翼下的小型应急炸弹攻击潜艇。由于他们的武器系统是临时拼凑的，非常不稳定，一般来说炸弹绑在机翼上时他们不能着陆，以免震动引起炸弹爆炸。相反，无论他们是否发现潜艇，他们都会投下炸弹，避免携带在飞机上。韦登菲尔德说，在二战期间民间空中巡逻队曾发现150艘潜艇，并向其中的一些潜艇投放了深水炸弹。
“我们击沉了两艘德国潜艇，”韦登菲尔德称，“但是我们从没有因此得到任何褒奖。”
“我看到过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查特顿说道，“你们认为海军不想奖励老百姓。”
“就是这样，”韦登菲尔德说，“海军不想承认，因为他们害怕引起公众恐慌，他们害怕公众知道需要动用普通老百姓去击退潜艇，而且他们怕公众知道潜艇事实上已经逼近美国海岸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击沉的一艘潜艇在佛罗里达海岸，另一艘在新泽西海岸。”
查特顿拿出了笔，韦登菲尔德开始讲述当时的经过。
“1942年7月11日，我们在格鲁曼维津的两名飞行员在大西洋海岸以北50英里的海域发现一艘德国潜艇。他们追踪了四个小时，直到它升到了潜望深度。最后，它终于浮出水面，他们扔下一颗325磅的深水炸弹，炸弹爆炸了——他们看到潜艇沉下去的地方出现一条条的油迹。他们又向有油迹的地方投下了另一颗深水炸弹，就是这颗炸弹对潜艇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现在那两名飞行员都已经去世了，但是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能为我们这些人讨回我们应得的荣誉。我想你们找到的就是当初他们击沉的潜艇。”
查特顿完全沉浸在他的讲述中。韦登菲尔德提出了具体的日期，而且提到的地点距沉船地点只有25英里。如果查特顿可以找到1942年7月在美国海域失踪的德国潜艇的名单——即使记录的潜艇距他们的潜艇有一段距离——他就有可能解释潜艇移动到现在这个地点的原因，从而解开谜团。他向韦登菲尔德表示感谢，并答应会尽全力弄清这艘潜艇是否就是他们50年前击沉的那艘。一天以后，基茨教授将此事告知《纽约邮报》，“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合理的解释，它们很可能就是同一艘潜艇。”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一个不寻常的电话打了进来。打电话的人是一个专门收集纳粹纪念品的收藏家，但是这个人打电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收购沉船物品。
“我收集很多物品，其中包括德国潜艇艇长的照片，”这个人对查特顿说。“我和他们很多人都联系过了。其中一个艇长叫卡尔·弗雷德里奇·莫坦，他是二战时期战功卓越的‘王牌艇长’。他在德国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事情，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有些信息希望提供给你们，想知道你们的地址，以便写信给你们。”
“太好了，”查特顿回答道。
几个星期后，他收到了德国的来信。在信中，莫坦对查特顿和其他潜水员为此事付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然后，他在信中也讲述了一件事：
他的同事哈纳斯·维恩加特纳也曾是一名“王牌艇长”，但像莫坦一样他也获得升职，从事训练驱逐舰队艇长的工作，这是一个较高的职位，但工作地点主要在陆地上。但到1944年为止，维恩加特纳的心中仍然充满了对战争的向往，尽管他当时已经超龄，他还是离开办公桌，重新登上潜艇。他当时的任务是：指挥IXD2型潜艇（专门为远程巡逻所设计的潜艇）U851前往印度洋为驻扎在远东的德军基地运送给养，并为日本海军运送货物。
莫坦认为，这并不是维恩加特纳所期待的那种任务。他认为维恩加特纳是一个“天生的潜艇兵”，也就是说他身体中对参战的渴望——主动攻击并消灭敌船——从来没有消退过。
“给我的感觉是，维恩加特纳认为当时的潜艇战和他1939年9月最后一次指挥的潜艇战没有太多区别，”莫坦写道，“我不知道他巡逻路线的顺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U851并没有前往印度洋，而是到了美国海岸。”
在莫坦看来，很可能维恩加特纳认为他的任务过于简单，从而将潜艇开到了纽约。
“我本人非常肯定，你们发现的沉船就是U851。”莫坦写道。
“本人”这个词跃出信纸跳入查特顿眼帘，引起了他的沉思。莫坦的信使他掌握了一名“王牌艇长”提供的第一手内部资料，这些信息绕过课本和历史书直入主题。莫坦了解他的朋友，现在查特顿又认识了莫坦，查特顿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
查特顿收集的所有信息都从未对柯勒提起过。虽然他欣赏柯勒在船上表现出的热情，但他始终认为柯勒只是个和他一起潜水的外人，认为他只对沉船物品感兴趣，对历史和艺术一无所知。但是他与尤加分享了他的研究结果，尤加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设计和建造潜艇的核心技术。每当查特顿有了新的想法，他都会提出有力的科学依据支持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