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和旧军聚集在童桥场（音）上。那是一个和领馆街垂直交叉的练兵场。为了表示接受停火，六个兵团出发去万县沿线的主要城市之前，进行了最后一次演习。我在领事馆的门口观看练兵。突然，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响。起先我以为是练习和朝天开的空枪，但是士兵和人群慌乱的奔跑，让我意识到情况严重。我立刻回屋，关门之前迎进了几个逃命的人。我留在那儿，想借着门栅栏看看风头。我的一个被吓坏了的仆人跑来告诉我，绿营士兵们从花园里纷纷进了领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士兵们是来杀我的，他拼命要把我藏起来。我则宁愿自己去看个分明。我发现假设来杀我的人一点也没有敌意：“别害怕，别害怕！”他们一看见我就向我嚷道。在这个时候，另外的人继续跳过墙头，很快就有百十来人，平民或军人，都是来躲子弹的。我向他们打探事情起因，但毫无收获。后来才有了满意的解释：从战斗一开始，有人就向军队许诺了双倍的薪金，可是却只发了一份。于是新军就有人高声反抗，还跑去抢劫军饷。可能有人朝天放枪，由于人群庞杂密集，他们说，两个人被打死了。
新军一边跑，一边叫“到皇城去，到皇城去”。他们一边跑，一边要沿途的人拔掉“汉”旗。那些旗子迅速魔法般地消失了。朴总理空谈了一番要等着他们，实际上却消失得至今不见痕迹。士兵们分发弹药装备给最底层的人民。很快，城市里的抢劫开始了。银行、慈善机构、杂货商店很快就被愤怒的人群占领……我步行一个个地拜访了同胞，我想不必再说明所有人是如何焦虑。我碰到了好几拨抢劫的人。他们的情况实在悲惨。披挂着子弹，步枪或大刀握在手里，他们拿着的要么是一件衣服，要么是一篮货币，要么是一条被子。我还了解什么？在这种图景中增加恐怖的是人们的态度：所有的居民都在那里，在他们的门槛边，空睁着眼，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个姿势。在我的最后一站，木雅克医生家，我找到了几乎所有的非神职的法国人。在外部环境恶劣和我同胞中大部分人极端绝望的情况下，我发布了一条逃往重庆的命令。除了我应坚守岗位外，我解除了所有医生和护士的责任。我坚决要呆在成都，因为这个职位上不能没有主管。
一百多名欧洲人要乘三十多条船离开。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百名保卫安全的士兵。儒勒说，那时侯，“街上可疑的人随时被截住搜查，如果他身上带了太多钱，就会立刻被处决”。
儒勒终于遇到了第一次危机，这可不是最小的一次。他真的是惟一和传教士一起留在这个血腥的城市里的法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