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上，我在埃塞多先生和夫人家。他们是我最近的邻居，下班后无论几点，我都时不时地去拜访他们。他们也把我当“邻居”来邀请。我知道我是惟一受到如此青睐的“邻居”，这意味着我没有给社区留下坏印象，我很高兴。中国的街道在夜晚很有意思。除了钱商的店面以外，很少有汽油灯，大多数是普通油灯，更确切地说，是小照明灯。住家也是这样。由于没有窗户，只有活动窗板，就得打开点空儿来喘气。小照明灯挂在天花板上，我看到这些蜷缩的人一个紧挨着一个。他们在祖先灵位前烧着小香，这种苦味的烟和照明的油烟，餐馆和工厂的炉烟混起来，就像咱们那些卖油炸土豆的商人制造的效果一样。
多罗那少校实际上在成都呆了不短的时间。邦思当第先生经常和我说起他。多罗那写了本书叫做《作为革新者和战斗者的中国》。按照外交家的说法，这本书更多地表达了作者本人愿意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现实。谁对谁错？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这几天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得誊抄两份邦思先生的报告，一共是小圆点稿纸的三十页。热起来的时候真可怕！邦思和他的报告见鬼去吧 。 我在办公室一直呆到晚上6点。可大家还都说外交家无所事事。幸亏邦思已经说要离开整整一个月。
十分温柔地吻您
儒勒
儒勒严格遵守公文写作的规定。他几乎每天都要给众多的通信者每人写一封信，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规划这些通信，尽管他时时要抱怨没有回信。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和记录，方便了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还能进入他的日常生活。当儒勒探索老城，品尝新菜，或开始意识到熏肠和奶酪的缺乏之时，邦思当第实现了一个愿望：让儒勒用一架风琴演奏音乐，这架风琴是他在这个世界尽头的成都租到的。他母亲对成都有如此多的天主教教团感到好奇，刺激这好奇心也让儒勒颇有成就感。他不停地向我们显露出他性格的一部分：“我没有对大事吃惊的习惯”。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平静融入了这不平凡的新世界。他向我们证明他敏感到这种平静。他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些初步的解释：“我内心有愉快的底子，可能还有一种真实的能适应的天性。它使我成为社区里的小丑，课堂上的讲师，中国的外国人，领馆里的外交官。哎，可是，它现在不允许我显露出文人气息”。就像他后来在其他机会表达的一样，儒勒认为自己没有具备作家的素质。他注入了很多心血的通信，则是一种不同于文学家的工作。是的，他通信中的文学效果较弱，或许看起来他不像他的法国同胞一样有才华，既没有写一本巨作的雄心，也没有丰富文学史的愿望。他只是在私密的场合，在和他的通信者特殊的对话中，谦虚地讲述着他的日常生活。不时显露出记者的重现真实的功力，诗人的敏感和小说家的想象力。历史，就这样在字里行间重现。
上海的报纸让儒勒了解了克莱芒政府垮台的消息，而北京的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争吵翻了中国。自从光绪和慈禧去世以后，1908年，中国的政权掌握在一个3岁孩子——溥仪的手上，而实际是掌握在他父亲的手上。1900年，光绪挑选的一个继承者和小皇帝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儒勒说过这会“对中国变得很严重”。因为这继承人的父亲是义和团的头脑，外国势力曾施加压力阻碍法令的颁布。然而九年以后，那个错过机会的候选人又到朝廷生事了。
1901年1月，一个关于“新政”的庞大计划出台，在呼唤儒家道德的同时，想要改革中华帝国的体制。所以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颁布了一系列想要国家现代化的政策。教育体制改革了，行政措施理性化了，各个部成立了。在军队方面，传统的体系被一支“新军”代替，它是由帝国直接统管的，省级议会也建立起来，代替了传统的自治。而且就是在1909年，第一批议会在各省召集，儒勒向他母亲透露了他对中国这场“现代化”的怀疑。
给您讲个让你欣赏这“革新的中国”的故事。如今，人们尽在谈宪法。人们都谈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老太后在临死前，签发了一道政令，计划了十年之内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要有议院和一系列重要的设施。每年都要有实际进步。今年我们开始了，我们提名一些“自治”参议员来给省长建议。市和市以下的政府都聚集民众，向他们解释要做什么。注意了，只有一次选举，所以只是人口中的上等人才能参加。那么，在湖南省，你知道谁得票最多吗？一个湖南歌女！这之后，我们就能真的开始对多罗那先生来说如此亲切的革新中国了。
这个儒勒多次提及的多罗那少校是一个自视对中国和它的变化了解很多的人，他似乎总是受到驻华外国人的嘲笑。邦思当第也对这种现代化进程持保留态度。他在1909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认为，中国在一些新思想影响下而发生的演变，在这里处处导致了一种混乱和天性中的不适应，这将引起严重的忧虑”。摄政王的努力和现代化的发肇，并不能产生效果，更不能挽救满洲王朝。
帝国气氛又紧张起来，儒勒在他的领馆中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几乎在第一线，因为“革命”的浪潮基本上是从四川掀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