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的时代——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
一镢头带来的发现
1978年，襄汾县陶寺村一户农家要盖新房，把基址选在离村稍远的地方。他们先打地基，这家人全家都上阵，又找来几个帮手，就开始干起来。到第三天的时候，“当”的一声，一个小伙子镢头下发出一声脆响，好像碰上了什么东西，小伙子三下两下把它刨出来，原来是个陶罐。大家都对它没有多在意，挖掘在继续进行着。可是接下挖出的东西越来越多，陶罐、陶瓶，还有许多明显是加工过的石头。这下他们不敢轻视了，赶忙向村支书汇报了情况，村支书把情况反映到了县里，县里又接着向上报告。最后，连北京都知道了山西襄汾发现了大批远古石器，社科院考古所对此很重视，不久就派人来做了考察。初步的考察结果，判定其应为龙山时代的一处文化遗址，社科院考古所决定对它进行发掘。
不久，在襄汾县东北以陶寺村为中心，涉及到东坡沟、中梁、李庄等村庄的一场由社科院考古所和临汾地区文化局主持的考古发掘，正式拉开了帷幕。至1983年，遗址发掘面积已达6000平方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果。
多年来的发掘已经明确了陶寺遗址的基本布局，遗址东西长约2000多米，南北宽约1500多米，总面积约为300多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和墓葬区。在居住区，发现了许多可供小家庭居住的房基，有地面上平建、半地穴式和窑洞等不同形式。附近有窑穴、陶窑、水井、道路、石灰窑以及石、骨、蚌质的生产工具，武器与大量日用陶器，并发现有狗、牛、羊、猪等家畜遗骨和小米、麻等多种植物。这些出土材料显示，4000多年前，陶寺文化先民已在这里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在种植、饲养和手工业等方面已取得了相当成就，家庭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基本细胞，
陶寺墓葬区在居住区东南隅，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估计墓葬数在数千座以上。墓葬可分为三类：埋葬部落酋长显贵的大型墓有9座，墓坑宽大，深度多在一米以下，墓主使用彩色木棺，随葬品有彩绘蟠龙纹陶盘、鼍鼓、特磬、玉钺等重要礼、乐器以及彩绘陶、玉、石、骨等精美器物达一二百件。中型墓约计有80多座，墓坑多宽而浅，一般都有木棺，随葬品有数件的，也有一二十件不等的，其中有个别墓葬出土彩绘木器等随葬品。小型墓多是土坑墓，墓型简陋而且深浅宽窄不一，大多数没有葬具和随葬品。
大型墓出土的彩绘木案、木俎、圆足木盘等器物，都是我国同类漆、木器中出土的最古老的实物。鼍鼓是一种用鼍(鳄鱼)皮蒙面的古代王室重器，鼓腔用树干挖成，周壁饰以彩绘。出土时鼓面的鳄鱼皮已朽，鳄鱼骨板散落在鼓腔内外，年代距今约4000余年，比殷墟出土的鼍鼓要早一千多年。特磬是一种单枚的大石磬，是古代王室一种象征尊贵的礼器，这也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古老的石磐。鼍鼓、特磬、木案、木俎的相继发现，把这类文物的历史分别提前了1000～2000年，成为我国古代文物中的瑰宝。这些器物成对的在大型墓中发掘出土，说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小可，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显贵和掌握礼乐重器的王室尊贵。
在陶寺遗址的一座晚期墓葬中，还发现了我国迄今最早的一件复合范铸造成型的铜器，含铜量达到98%。证明在陶寺文化中晚期，我国已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当时的陶寺文化先民不仅可以从矿石中冶炼出较纯的铜，并可用铜液进行铸造，这就为殷周时代的“青铜文化”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从而开创了我国青铜时代的新纪元。
对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最近的惊人发现，是在陶寺村首次发现了有可能为城墙的夯土建筑。它分南北两部分，北部大致连成四边形，具有城址形态；南部断断续续大致连成东南—西北一线。众所周知，城墙、阶级、金属、文字四要素是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这些在陶寺村都已经被发现，陶寺遗址所拥有的古代国家标志物已相当齐全。
尧舜禹的时代
“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中国悠久的古史，记载着中华民族最早的创世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建国立都的伟大史实。史书记载中，尧、舜、禹三代文明的发祥地都在今山西晋南地区，尧都平阳在今临汾市，舜都蒲坂在今永济市，禹都安邑在今运城市。同时尧、舜、禹在晋南地区的活动也留下了诸多遗迹，如庙宇、坟、传说等等，但真正的考古实物发掘却是没有的。如今，陶寺遗址的发掘及其出土的大量文物，第一次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
考古发掘表明陶寺遗址的年代，时间跨度很长，上下近千年，大致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其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正好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陶唐、虞舜时期，而晚期则为夏族夏后氏的时期。
在空间上，陶寺遗址的地域，正是历史记载唐尧、虞舜和夏禹等氏族部落的活动地所在。据《左传·哀公六年》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唐杜预注曰：“唐虞及夏同处冀州”，即西周时之“唐”地，为司马迁所指的“唐在河、汾之东”，即今晋南地区。
至于文化内涵，目前就陶寺遗址的遗存，足以证明为唐尧、虞舜和夏禹氏族部落联盟的遗存。如陶寺墓葬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鼍鼓、石磐和彩木漆器、陶器，尤其历史文献不止一处证明它的彩绘蟠龙纹陶盘，正是以陶唐氏为首的氏族或部落联盟的共同族徽或图腾的写照。
所谓“唐尧”、“虞舜”、“夏禹”，很明显是氏族部落的名号，而非个人的私名，这点是很清楚的。由于唐尧、虞舜是氏族或部落的名号，故而他们的数代或若干代人先后为盟主或掌权的时间，就比个人数十年的时间长得多，如此，便与我们所说这一上下近千年分早、中、晚三期的陶寺龙山文化的年代相符合。而历史记载表明，陶唐虞夏这三个氏族部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唐尧、虞舜和夏禹是在同一历史时空先后繁衍发展起来的三个氏族部落。故其文化，从陶寺龙山文化类型所示，是具有共同的特征和发展上的联系的，即陶寺遗址的早中期便是我们推定的唐尧和虞舜阶段，而它的晚期，按唐、虞、夏的禅让先后，自然属于夏族纪年的范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