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随意的收视文化的观察者也能发现，当人们在收看电视时他们并不认为其所见所闻都是“合理”的，这一点显而易见，即使在他们寻找合理性节目并因此参与到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当然在我的研究中也不例外。我访谈的并与之一起收看电视的那些人，往往会对屏幕上掠过的内容非常挑剔。即使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寻找合理性的东西，并希望投入到人物角色的生活中以及堪称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那些故事中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指出节目的大部分内容具有不合理性。不过他们的确会持续地观看下去，或许这也是对电视节目的批判之所以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人当中，我发现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批判性收视活动。第一种是人们对社会行动具体刻画之合理性的质疑；第二种是人们超越了具体刻画而认识到其不合理性的一般模式；第三种则是人们意识到了程式化节目的商业基础。
批判性收视活动以其不同形式非常清晰地表明看电视是人们进行的一种反思性活动。实际上，每个人都尽力诠释他们所看内容的意义，即使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明确地把他们的批判发展成为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文本已经作出“对立性”的解读。在我的研究中，甚至那些说自己很少参与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的人通常也会对所观看的节目之合理性提出质疑。通过对具体刻画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或者对这些批判进行概括，以及通过识别程式性，人们试图概括商业及制度对节目的生产和分配的要求如何影响节目的叙事传统。对具体刻画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是批判性收视活动中最基本的形式，也是最有限的形式。在收看电视节目时，人们无疑会就叙事传统的某一方面提出争论，不管是情节和场景的建构，某一场景是如何被“表演出来”的，还是故事线索如何被建构，它在节目的某一部分或整体中如何收场，人们通常会对他们的所见所闻提出质疑。
例如在我的研究中，很多观众都对日间肥皂剧《大医院》作出了批判。在涉及两个普通人物鲍（Bo）和霍普（Hope）时，这一特定的故事情节在人们眼中已经失去其可信性了，因为剧中两个人物与国外情报间谍以及高层黑手党人物之间的纠缠，似乎与展现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所设计的日常生活中更加私人和情感取向的问题“偏离得太远了”。类似地，一位《我的孩子们》的观众对该剧中一位人物的孩子之成长的不合理性作出了如下评论：
我是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一年之后孩子就去上学，而不是去幼儿园。他们（制片人）使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但是却没有丝毫的现实性……例如找不到临时照看婴儿的人，没有足够的钱买衣服等此类问题……我们都希望剧中人物能够有足够的钱。
另一位《我的孩子们》的观众在访谈中集中讨论了某一特定故事线索的不真实性。在此线索中，杰西（Jesse）是一个普通人物角色，她打算秘密地去帮助警察进行一项调查：
有些东西太不真实了，例如像杰西。如果我想去秘密地破一桩小小的案件，因为我想这样做，而且我是城市议员，没有人会笑我多管闲事，当然他们也不会给我枪……我笑那剧情太不真实了。
一位经常观看“考思比秀”的观众说，尽管她很钦佩“一直贯穿于剧中的那种亲密和关爱的感情”，但有时剧中表现的内容她看来有些不合理：
当孩子们出来闲逛的时候，我说：“这像一个典型的家庭吗？”（指最近上演的剧情中的某一场面）……你知道那件毛衣值多少钱吗？我在商店里见到它，价值120美元，而它却穿在一个小孩——鲁迪（Rudy）身上！她很快就会长大，衣服三个月后就不合适了。
以类似的方式，另一位观众就《诺特的着陆》中刻画的绑架的不合理性作出了评论：
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现在生活中是不会那样去做的，就像那个绑架凯伦（Karen）的家伙，简直太可笑了。那家伙很明显是疯了。他绑架的方式——绑架别人的人是不会那样做的。那个家伙在一个场景中是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正常人，而到了另一场景中，他又完全是一个傻瓜，那太不合理了。
这种对其合理性的质疑集中于对具体情节的刻画上，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会跟随着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展现的情节一步步发展，他们不想被那些明显是对社会生活虚假的刻画所欺骗或侵犯。作为一个在不同收视活动场景中的参与性观察者，我经常可以亲身经历人们把这种批判付诸语言的过程。当我与那些独自进行收视活动的人一起看电视时，或者当我加入正在进行的群体收视活动时也都是如此。将这种批判用言语表达出来，这一点在人们所提供的无论是在别人在场时，还是自己独处时所进行的收视活动的访谈录中都非常明显。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说明了即使在缺乏与批判性收视活动联系紧密的社会互动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对电视中的所见所闻提出了质疑。单独进行收视活动并没有阻碍人们对刻画的内容进行监测、评价和判断。当人们意识到电视上的刻画与他们的现实不相符时，他们实际上会与自己进行一番对话。他们也开始思索其不合理性，正如在进行集体收视活动时相互之间发表批评意见一样。毕竟，在单独一人的情况下，其批判性收视活动也具有社会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