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关系中，人们想象性地构造起了叙事行动的发展性特征，与此同时，他们与宏观社会在意义上相联系时也接受了电视节目的话语。如果节目一直保持其合理性，人们会思维自觉地投入其中并在观看时尽量避免来自于其他的活动以及他人的干扰。我界定了两种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第一，人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节目的现实如何展现的各种方法上——剧本的写作质量，如故事情节如何展开，导演、编辑、灯光，还有摄像工作，更概括一些可以说是其“生产价值”——这是收看电视节目时思维与情感投入的基础。我将之称为“社会行动表象层面上的收视活动”。第二，人们会聚焦于节目的现实本身上，整个节目的发展过程亦不再被认为仅仅是表象的，而是被看作是真实的。我将其称为“社会行动真实层面上的收视活动”。
（一）社会行动表象层面上的收视活动
在这种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人们意识到他们所观看的是人工制品，是作家、演员、制片人以及其他与节目创作有关的工作人员共同制作的产物。观众在访谈和参与性观察过程中的自发性评语里面都指明了这一点。非常典型的是，当社会行动在某一特定场景展开时，观众会对其涉及的技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作出评论，其中包括场景是如何被描写的，某一特定演员在场景中如何表演，摄像机的角度和移动，影片的剪接，场景的灯光甚至是节目的整套设计。有一位观众叙述了她是如何观看她最喜爱的节目MASH的。其叙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她指出在节目中事物得以展现的方式是对其进行心灵和感情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她这样说道：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幅现实生活的漫画，在这一点上他们做的非常好——如那个随军的妇女以及那个随军的牧师——我确实很喜欢他们所设计的人物形象……每一个人物所做的那些愚蠢的事情都会让我咯咯不停地笑。像弗兰克·勃恩斯（Frank Burns）就是这样一个小丑，而且他非常擅长这一点。我们只是坐下来，看着他，然后会说你真蠢——确实如此，他演得真是棒极了。弗兰克就是代表现实中愚蠢类型的人的一幅讽刺画。还有在剧本写作方面，剧本的作者都努力做到了作为作家所应当做的事情。我确实能够伴随作者的思路走下去并知其原因。然后作者就必须保证艾伦·艾达会把线索传递回来给弗兰克，这必须与艾伦·艾达这一角色相符。所以现在我正在观看这一发展过程，看看这种反应是如何发生的……艾伦·艾达将会回来，但结局不会好，即便如此你还是会大笑，这就是故事发展的线索，它尽力在弗兰克这一人物或其代表的讽刺画中大作搞笑文章。
其他观众也在他们的访谈中对此种观点表示赞同。有人指出在《月光》一剧中“人物塑造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它使此剧成为“充满智慧和诙谐的”节目。另一位经常观看“考思比秀”的观众在描述他为什么喜欢该剧时说：“无论剧本作者是谁，他做得都非常出色。每一件事都很顺利平稳地进行。其进展正如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样。”与之类似，另一观众也从剧本如何写作方面区分“好”节目与“坏”节目，他说：
我一直在寻找好的写作剧本，好的情节……好的矛盾冲突，好的人物塑造与建构，还有好的真实的对话。其叙述是不是很艺术……好戏剧和文字的结构（情景喜剧的）。
还有一位观众清晰地陈述了对他来讲是什么因素使节目成为好节目：
明朗的故事线索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干杯》、“考思比秀”还是任何一部戏，只要有明朗的故事线索，我就会更加欣赏它，与之联系紧密的便可称为好的剧本——人物如何设计以及他们如何交织在一起。剧本是一个重要因素。你可以参与这种交流，说电视只是一个愚蠢的显像管和大众麻醉剂，但人们还是坐在电视前，但这也是我从中得出好的故事线索和好的写作剧本的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这些才会激发你的兴趣，促使你去思考。
以这种方式收看电视节目的人明白，节目实际上是一种建构，是被电视工作人员创作出来的东西。正如我所描写的，这种理解有时会在人们对某些特定节目或某一特定人物、故事情节的评论中得以表露；某些时候也会出现在超越收视活动的言语中，他们会揭示出有关电视建构性的更加广泛和深刻的观点。不管是局限于某一剧目内容的评论，还是在比较节目与节目之间关系，这些论述都表明了人们已经参与了娱乐节目的现实。不过，他们对节目依然保持着某种距离，即使最终人们接受这些刻画为“真实的”。他们对节目是加工品这一实践的理解，来源于电视对社会生活的刻画的自然性和电视话语对指导和组织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体验的权力之间。从合理性判断，在电视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作为自我而行动，即使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权力的结果。他们给予了收视活动一种社会形式，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心灵体验虽然是话语的产品，但同时也构成了超越此种权力或不同于此种权力的能力的部分内容，而不以任何明确的方式与这种权力发生对抗。电视观众意识到他所收看的是建构性的东西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他们心灵和情感的体验世界是高度复杂的世界，比只关注解读策略的文化研究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