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由“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判断标准到文本间的比较，正如合理性判断的主流影响一样，是电视权力影响人们对收视文化的思维自觉参与的明证。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会形成一种判断，即节目是否或者如何与他们的亲身经历保持相符。但是在以电视和电影所呈现的世界来作出合理性判断时，人们所理解的“真实性”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偏离了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者，换种方式说，人们已逐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溶入到电视（和电影）为他们提供的世界中去了。
当然，影视中的画面和场景是人们直接经历过的；对许多人来讲，这很明显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作所为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两种参照体系的转换，即从先前经历过的到先前看过的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大众传媒符号系统正开始侵蚀这些比较传统的，往往是以互动为基础的意义的根源。在这种变化情况下，人们的个人判断标准不是背离电视或其他媒体所展示的世界，而是根据电视（或大众传媒）的表象世界来构建。他们先前的收视体验（在我的访谈中，主要以电视收视为主，但也有电影收视）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考框架，当他们在日后观看节目时，用以评价和判断节目与其人物和故事的合理性。我发现，人们一直在持续使用这种合理性的观点，即使在“真实生活”标准让位于图像为基础的参照框架之后，甚至在节目明显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体验毫无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在普通观众的心灵体验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紧张状态，即在作出合理性判断时，究竟是使用自己先前的亲身经历，还是使用先前的收视体验作为参照体系。但观众能够，也确实在同时使用这两种合理性判断标准，从而使自己的收视体验变得更加具有意义。
当人们使用真实生活标准来判断时，在使作出合理性判断这一自觉活动顺应主流这一点上，电视也在起着作用。但现在，电视还能促使人们形成一定观念和印象，人们依靠这种观念作出合理性判断。当这种主流倾向与文本之间的比较标准联合发挥作用时，人们得到的是这种影响的双重效应。同时，人们应用真实生活标准时，成为合理性判断特征的意义的分散性也在起作用，或许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因为文本间比较标准涉及到人们在意义创造活动中的更为分散和短暂的过程。
尽管各种参照体系均在应用，但在使人们维持我所称谓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关系（下一部分将要讨论）过程中，合理性判断仍然是惟一重要的因素。不管是因为观众对于节目整个过程的社会行动的持续关注，还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具备人性化的人物形象或坚信看到的某些内容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或者剧中社会行动的不可预见性等等，凡此种种因素，在收视文化中，只要人们觉得节目具有合理性，就很容易自觉地投入到节目中去，而且尽量避免哪怕是最低程度上的来自于他人活动的干扰。当认为节目具有合理性时，人们就在心灵和情感上投入到所展现的场景中去。然而，人们也能反思性地作出此种判断。他们意识到社会领域中各种有意义的方面都会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来评价这些领域中所发生事件的确凿性，即真实性价值。在这一反思过程中，认知和评价是瞬间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在从认知到评价的来回往复中，作出合理性判断的人会不断对自己和电视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位和再定位。在决定观看什么节目和不看什么节目时，他们对自己的活动赋予意义的形式。他们作为自我而行动。正因为如此，在作出合理性判断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既不能降格为合理性判断本身的某一方面的内容，也不能降格成合理性判断的主流化或分散化情形。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合理性判断，从收视者角度看，体现了一种想像和情感上的距离，它们在收视文化中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人类居住于其中的符号世界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收视文化的动力因素不能仅仅通过权力和抵抗的观念来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