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访谈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20人）说他们下班之后根本不看电视，尽管他们在其他时间的确使用或收看电视。在这一组人中的研究发现，十分清楚地限制了这种断言，即电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发挥权力作用。相对于那些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人，这组特殊的人更有可能从事不同的连续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行事的思维自觉性会发生变化。由于下班之后不看电视，在这个特别时段上他们能够阻止电视为他们设置意义参考框架。因此，他们不会习惯于电视，节目的话语也不能构造他们的诠释过程。在这个明显十分重要的过渡时间段上，这20个人摆脱了电视的种种权力效应，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走出这个过渡时间段后，他们似乎能够更为自觉地从事各种活动。
这组群体成员说，他们下班回家后首先投身于那些更为惯例性的活动，如做饭和清洁，这种事情是几乎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要做的。他们报告说他们出于习惯做这些事，这并不需要多少自觉的决策。许多在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人也会做这些事，但这20个人已经建立起来了一种不诉诸电视的惯例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对这样的论断提出了怀疑：电视，或说大众传媒，是使人们以一种“无知觉”的方式习惯性地行动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下班之后不选择收看电视的人（但在其他时候电视是其选择的人），比同时收视者要更频繁地出于习惯而做饭和做清洁工作。因此，在这个时刻，他们也更有可能习惯于对事物采取一种不假思索的取向。但这种习惯倾向仅仅是他们下班之后活动的开始。
由于他们的惯例性活动中不包括电视，这20人群体在描述他们的活动时表示，在完成或离开这一做饭——清洁之后，在这同一个下班之后的时间段上，他们会以更具自觉性的方式，从事其他的活动。这些活动我们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读书、看报或杂志；做缝纫，做各种爱好的活动，交谈，或与家人、朋友和同住者一同消磨时间。正如在前面所描述的那样，相对于做饭、清洁，甚至电视使用而言，所有的这些活动更具思维自觉的性质，特别是从这些活动所能提供的参与的连贯性和获得洞察力的可能性角度上讲，尤其如此。这20个人在完成了做饭和清洁这些惯例性活动以后，能够以一种更为游戏性或反思的方式投身于其他活动之中。事实上，如果我们忽略不计他们一开始对那些琐碎活动的不假思索的取向的话，就可以发现，这20个人在下班以后从事其他活动的方式，是我所访谈的60个人中最具思维自觉性的方式。只有2个在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人说，他们下班之后在做事时思维自觉性有一个由低下到充分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俩都不参与同时收视活动。
对这些人来说，下班之后电视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同那些使用电视的人一样，这些人也想“把握”他们上班时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然而，他们所选择的方式，是看报纸，和朋友、家人或同住者交谈。除了两个人之外，这个群体的所有人都在晚上投身电视（或是第二天早上），他们指出，他们也有经常收看的最喜欢的节目以及另外一些他们不想错过的节目。把这些人第一次，往往是在晚上，投身电视时的思维自觉性，同那些，往往是在下班后，第一次收视电视时展现的思维自觉性相比较，我发现，那些直到晚上才使用电视的人最不可能说他们是出于习惯，或在收视时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逃避的想法。用另外的话来讲，在下班之后这段时间以外，当这些人投身电视以便放松自己，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们要比我访谈过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思维自觉性。这些人在下班之后并不投身电视，这个时间段上，任何人思维自觉地参与活动的能力似乎是最低的。这一事实表明，他们要比任何其他我所访谈过的人，在允许电视进入他们的生活这个方面，有着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由于这个原因，当他们投身电视的时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就能比我访谈的其他人更具思维自觉性。他们的访谈材料证明了其电视使用的社会性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缓解了电视权力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