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25人中，电视可以被认为能够“校对”人们的思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他们习惯于以相对无知觉的方式行事。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它与我们早已讨论过的标准化效应极为相似。在此，并不是人们投身电视的独特性，或是他们投身其他活动的独特性造就了权力效应（像那6个“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的人那样）。这种权力效应可以说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些同时投身电视的人中，在投身电视与从事其他活动之间，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区别。相反，对他们而言，是他们的那种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的一致性的不假思索的方式造就了这种权力作用。这种习惯化倾向来源于他们对电视和其他活动的依赖，以便他们更好地完成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转化。
当人们同时以相对无知觉的方式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时，对分析人员来说，即使不是不可能，要区分出在人们的社会体验中电视的独特作用，是极为困难的。在我的访谈描述中，我不能把人们对电视的心智与情感期待，在实现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的转化过程中与对其他活动的期待区分开来。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不属于同时收视的少数人那里，也发生于那些同时收视者中间。那些其他的活动——做饭、做清洁以及最为频繁的随意交谈——最起码潜在地已经成为同电视一样具有吸引力，它们同样能够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一旦当人们参与这些活动，它们也能使人们有某种意识，意识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即将发生。与收看电视一样，这些其他活动已经成为我所访谈的人们的惯例性活动，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人们把它们视为特别值得去做的那类活动。
尽管难以区分人们在投身电视和其他活动上的思维自觉性，我的访谈材料却表明，这25个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习惯于这种相对无知觉的电视收视方式——同时收视。在所有我所访谈的下班后投身电视的人中，那些同时投身电视与其他活动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以不假思索的方式行动——就是说，出于习惯而行动。事实上，人们越是惟一地投身于同时收视活动，他们就越有可能在下班之后这一时间段内出于习惯地行动。有10人说他们在下班之后以这种方式使用电视，我发现，他们的电视使用和相对“无知觉”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这种关系长期地重复出现，在此期间不会出现其他情况以抵消或缓解这种明显的权力效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