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同时收视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活动，在权力研究中，它就成为了一个中心问题。正如我提到的那样，电视权力同时能够在不同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并不总是以文化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方式发生作用。人们在同时收视活动中发展起来了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削弱电视权力。
〖KG2*2〗第一，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电视具有为电视使用者设置意义参考框架的权力——即为人们的意义创造活动建构话语空间。如在我讨论的那三个人，即罗布、唐和菲尔那里，电视话语为他们设立了意义参考框架（同样也以特定方式构造了他们的诠释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下班之后惟一地投身于电视。但在那25个同时收视者那里，因为他们在电视收视和其他活动之间来回往复，电视的图像世界永远不能像在罗布、唐和菲尔那里那样，排他性地进入到他们的心灵体验中去。以这种方式，电视就不能为他们建立意义参考框架。
第二，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电视具有构造人们的诠释过程的权力——收视者能够诠释节目，而电视能够为人们提供方法，让收视者与宏观文化建立联系。在同时收视活动中，诠释过程要比聚焦于电视文本本身和收视活动更具碎片化的特征。收视者能够在节目中发现意义，但这种意义的发现是通过把场景、局部内容以及图像顺序从整体叙述的完整意义中分离出来而获得的。结果，与其他收视活动相比，意义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通过符号的商品形式，电视向人们提供了持续的图像流。而与此同时，这种图像流又由于每个频道上都有的间隔而被分化为不连贯的片断（图像流以及节目的片断结构在第五章中有所讨论）。结果，电视图像即使提供了对社会生活的刻画，对同时收视者而言，它们只是存在于房间内的某种东西。他们总是可以获得这些图像，在忙于其他活动时，他们总是能够看上或听上一会儿，或更长一点的时间。由于他们能够总是获得这些节目，加上他们总是参与其他的活动，在这种碎片化参与过程中，形成一种时断时续的对节目的关注是可能的。在这种关注类型中，故事线索的发展、不同故事线索之间的关系、某种故事线索之内人物的行动，特别是这些表象形式综合形成节目的整体叙事意义的方式——所有的这一切能够深化节目中社会行动的意义——不大可能成为人们心灵体验关注的中心。在这一组受访者中，他们在同时收视活动中不大可能对这些深刻的、精雕细琢的意义具有思维自觉的参与，相反，在人们的头脑中更有可能占据重要地位的，是那些得到清晰勾划的、容易识别的、反复重复的图像流和节目片断。因此，这组人所关注的，是那些短小的，互不关联的节目片断，或发生在这些片断之内的高度仪式化的社会行动，或这种片断和场景的不同组合和并置，这些组合与并置可能来源于某一时间内的不同节目之中。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社会行动的持续性和发展性的重要意义消失了。这是电视使用社会性的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在构造电视刻画的合理性，使电视话语能够通过稳定人们的心灵体验而影响人们的意义创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同时收视活动中，人们对节目（或对其他活动）的心灵体验不必是前后一致的，或在每个时间上都是完整的。当人们以这种方式使用电视时，他们的思维不必像专注收看电视时那样，植根于节目的话语规则之中。结果，人们在离开电视之后，不一定必然具有话语的一致性和对社会生活及其“外部”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生活的稳定观念。如果他们自始至终地收看某个特别节目，他们或许有这样一致的、稳定的观念，因为在图像世界之中对这些现象都有所刻画。因此，在同时收视活动中，电视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诠释过程，它在分离意义的同时使意义能够形成。批判的分析人员把电视构造人们诠释过程的权力归结为话语规则。他们或许不经意地低估了这种媒体对社会体验的分离作用，这种社会体验的分离在同时收视活动中具有典型性意义。这种注意力分散的收视方式要求分析人员能够审视电视话语的作用，以便阐明电视使用的社会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