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收看电视的时间量不同，所喜爱的节目也不同，十分清楚的一点是，收看电视这种行动常常能为收视者提供种种机会，哪怕仅仅是短暂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反思，有时是批判性地反思所收看的故事、事件和问题。有时，它只是提供机会让人们不同地想像他们自己。当人们收看电视时，他们常常沉溺于符号化过程之中，这是一种成长的过程，这时，他们会常常投身于一种自我能力的展示之中。当这些人把电视视为一种思维自觉的活动时，收看电视就成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活动。结果，作为收视者，他们能够洞察自己、他人和世界。所有的这一切惯例性地发生于电视权力的作用之中，不管这是一种设定意义参考框架的权力，还是一种构造诠释的过程、或使思维标准化的权力。
同样的符号化可能性也存在于他们在访谈报告中提到的他们经常思维自觉地参与的生活之中的其他活动之中。这些活动可以是阅读、写信、与家人或朋友交谈、绘画等等，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控制节奏、形成连贯性，同时也获得洞察的能力；或许这方面的重要性要高于电视对他们的意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电视之外，所有的这些人都从事其他的活动，这就表明在他们的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对电视的标准化效应的思维自觉性抗衡。
另外，这些人以一种游戏的或反思的方式投身于其他活动之中，有时也包括电视活动。这一事实表明了他们有能力超越对事物的不假思索的态度，能够更具思维自觉性地摆脱工作所带来的种种思想和体验。缺乏任何一种这样的能力，就不能摆脱电视的标准化效应。但这些人能够把他们自己视为以一种刺激其想像力，持续地体现出其心灵存在的方式而参与各种活动的人。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尽管电视可产生作为其权力效应之一的思维的标准化结果，但与此同时，这种效应必须放在思维自觉性的概念架构中加以具体对待。正是这种思维自觉性，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构成了电视使用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投身电视和收视电视的社会性，以及投身并参与其他活动的社会性——是构成标准化效应的一部分内容。不管电视权力效应有多么持久，这种持久性的程度都可以与收视文化的社会性同日而语，由于这个原因，它不能被轻易地归结在话语权力效应的标签之下。正如我们在罗布、唐和菲尔这三个下班之后惟一地投身电视的人那里所发现的那样，这种社会性的确是电视权力的另外一面。虽然法兰克、约瑟、玛乔里、珍妮、米切尔、雷、安妮和卡罗尔已经习惯于“相对无知觉性的”使用电视，但与此同时，通过规律性地投身并参与电视之外的其他活动，他们依然能够以一种更具思维自觉性的方式构造他们自己。除此之外，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时还能思维自觉地投身电视。当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思维自觉地行动时，他们是作为自我行动的。通过作为自我而行动，他们使一种分析性的断言变得复杂了，原本这种断言把投身电视等同于收视者思维的标准化。我所作的访谈以及参与性观察表明，这些收视者能够意识到，他们在投身电视时比投身其他活动一般地较少具有思维自觉性，因此，他们也能认识到他们对于媒体权力效应的参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