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并不想低估投身电视的习惯的性质，所有这三个人的访谈描述说明了一个问题，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他们对电视的思维自觉程度，存在着极大的不同。除了罗布最初的取向具有自发性和非思考性特征之外，他们三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上，都把摆脱（逃避）工作的观念与使用他们的思维、刺激他们的想像（游戏）的观念联系起来，他们都明确地说这种使用其思维、刺激其想像的意识，从他们收看电视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这些观念——逃避及游戏的观念——往往在他们的头脑中相互紧密地联系着，它们能够成为一体，并影响他们把电视视为愉悦的，甚至是触发思想的体验。事实上，由于他们在头脑中具有这样的观念而取向电视，这些人是在向他们自己展示这样的问题，即从心灵与情感上来说，他们从哪来，想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这些观念，或简单地说，他们头脑中拥有的电视的愉悦的、想像性的使用的观念，是短暂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这种思维自觉性的存在，而不是它们的续存时间。在区分他们在家时的思想和在工作上可能具有的思想和体验时，这三个人实际上正在制造一种心灵空间，以便使他们期待想像性地参与电视，并且设想，不管这种设想多么短暂，当他们收看电视时，会喜欢收看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体验。以这种具有思维自觉性的方法行动，不同于出于习惯的行动，出于习惯的行动是罗布经常做的，也是我所访谈的绝大多数人当他们下班后投身电视或其他活动时所经常做的。（我在“思维自觉性程度较低的投身电视”中讨论这个问题）除非把它与自发的非思考的方式相比较，带有游戏性的期望，想像性地使用人们的智力这样的设想，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的。正如收看电视这种行动本身一样，人们取向于媒体的这种性质，是他们使用仪式的有效部分。另外，人们对电视的思维自觉的投入往往是和他们所投身的其他活动的情形一致的。
对游戏性质的期待、对刺激的欲望，是罗布自己取向（思考）收听收音机、做些家庭小工程活、购物或去跳蚤市场、以及与家人散步时所期望的；这是唐在准备修车、与他的孩子们做游戏、与家人拜访朋友时所想像的；同样，这也是菲尔跑步、同他的孩子们外出访友或与家人购物时在头脑中存在的想法。
由于思维自觉性自始至终地反复存在于人们投入电视和其他活动中，在我们确定这些特殊的人把电视带入其生活中的过程中而形成的社会性方面，思维自觉性起到了持续性作用。
毫不奇怪，这种思维自觉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电视的取向上，也表现在对电视的投入上，更表现在他们所参与的其他活动中。正如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当这些人思维自觉地投入到他们的所见所闻时，他们常常既接受，而且又批判这些节目。他们也常常想像，哪怕只是短暂的，想像他们自己身处他们在电视上看见的那些人的位置上。另外，这些人以一种不被中断的方式坐下来收看电视，充分关注社会行动，这一事实说明他们的收视具有连续性。有些时候，他们会长期地跟随电视节目，就像罗布跟随《我的孩子们》，菲尔跟随《我爱露西》和《佩里·梅森》那样，或者，他们会跟随他们所喜欢的球队，一场一场地收看，就像罗布跟随“淘金者”那样，这一事实说明，这种连续性能够长期地发展。这种思维自觉性程度同样也典型地体现在谈话与互动之中，这种会谈与互动已经成为他们散步、访友、购物、与他人同做自己爱好的活动等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思维自觉性也能体现在单独的活动中。除了收看电视之外这些人每天所从事的那些特殊的活动，包括电视收视，这些活动持续的时间有很大的不同。在从事任何这类活动时，他们都具有思维和情感，都评价行动的过程，判断观念和行动的合理性，并经常对事物采取一种批判的姿态。正是这些内容为他们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