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新建构人们向我提供的思想、体验和行动时，不能把这些材料当作朴素的事实，当作与它们的生产情形相脱离的物来看待。这种对电视的分析不仅作为对理论问题的结构性反应而出现，而且也因为我向人们提出了特殊的问题，使我们的会谈能以一种毫无疑问对参与访谈的人来说并不普通的方式进行。这些人通常并不与社会学家、新闻人士和其他人交谈，后者并不询问他们一些诸如电视收视习惯等世俗问题。超出我的控制范围——也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的许多事在访谈中可能已经发生了，使他们的反应更具色彩，同时也使注意力偏离了预定目标。对人们来说，忘记某些事情并有选择地再现其他事情，是很正常的。因此，这种再现是有瑕疵的，在访谈描述中总是难免的。但是，尽管有着这种不足的可能，这些描述与说明在上班族利用电视，以及相应地，在电视利用上班族方面，依然提供了极有价值、十分重要的材料。我所追求的是他们电视使用的平凡性，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是），他们才更少体验到距离和差距，而这在研究过程中一般都会存在的。
由于具备了本研究的经验考察，特别是关于思维自觉性的信息，现在我们有可能通过审视电视权力的运作方式，审视其影响上班族日常体验的方式，去质疑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概念。这种材料为思考有关电视权力的种种观念提供了一种经验的参照点，它是一种真实的证据。具备了这种参照点，权力就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尽管也很有用），而是具体的。我的访谈和参与性观察的材料能使我们理解本研究中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指导和控制他们与电视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怀疑、排除或干脆无视电视权力。
四 投身电视的模式
我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两工厂访谈了60个人。总体上，女性37人，男性23人，白人50人，菲律宾裔美国人3人，华裔美国人2人，墨西哥裔美国人2人，1位是波多黎各人，1位非洲裔美国人，还有1人是葡萄牙人。尽管研究应该追求产生模式，如种族、阶级、性别群体等等，我在这些访谈中所发现的最重要的东西，与权力效应相关，出于研究的探索本性，是人们的收视模式。
在访谈中，我发现了投身电视这一阶段上有三种重要的电视使用模式，如果仔细考虑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些模式使关于权力和抵抗的理论模型更复杂化了，这些理论模型在最近的媒体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些在下班之后总是投身电视的人，既要考虑电视的权力，为他们的社会世界建立一个意义上的参考框架，又要考虑其作为自我的能力，抗衡电视在其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力。那些具有较低思维自觉性程度的投身电视的人，使我们能够理解电视权力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使人们的思维标准化，同时也使我们理解这种收视实践如何包含着一种抗衡的思维自觉性活动。第三种群体是投身电视时同时从事其他活动的人群，这一群体向我们提供证据表明，电视权力由于人们对节目的断断续续的关注而得到削弱，同时也使我们考虑在使人习惯于追求无思维自觉性的陪衬性活动中电视所扮演的角色。 |
